劳安迪的注意力转向李亦然，认同地点头。
陈悠觉得“带不动”李亦然：“哥，您做电影这么多年，还没明白，电影是拍给谁看的？”
林潇潇举反例：“那些看完星战题材电影只知道争论票房好不好、特效五毛还是一块的人？”
闺蜜团的思想已经高度统一，辛冉直接回答：“电影不是拍给他们看的。”
自打剧本筹划以来，据陈悠多方面观察，得出结论——人最擅长的，就是作为“旁观者清”的说三道四。一旦进入执行阶段，能忽悠出钱、拍得成片，也算大本事了。
为着不知道是什么的“正确”，李亦然凭直觉，赶忙找补：“你们这个说法太傲慢，我不能同意。”观众不能得罪，尤其是辨别能力极其低下，被黑子一煽动、点火就着的那批。
劳安迪觉得他敏感过度了：“呵，忒官方了吧？”这不是公开场合，又没有录音、录像和微信截图，说几句实话有错吗？
李亦然叹了口气：“非官方说法是——千万别公开发表，当心键盘侠。”网络实名制能有多大威慑力？现实生活中，揣着身份证的犯罪分子少吗？网络暴力只是在与时俱进地改变着作案方式和手段，造成的伤害都是从隐蔽到直接，使受害者蒙受无妄之灾。
陈悠用稚气的童声模仿小朋友：“看完这部电影，我觉得人类在地球生存太不容易了，现在的生活很幸福，大家要珍惜地球、爱护地球。”她在朋友圈里也看到有七、八岁的小朋友这样说，而不仅仅是润宝一个人的想法，陈悠瞬间就被他们感动了：为了这些孩子，我们必须拍出好电影！
林潇潇记得自己小时候，看完学校组织的电影，也写过类似的观后感，孩子们的“赤子之心”才是我们的“初心”：“电影是拍给他们看的。”
辛冉也觉得，作为“成年人”的自己，电影带来的最初感动，早就变了味道，从弘扬真善美，变成了畸形的看脸、猎奇、窥私，她发自内心地感慨：“错过这个年龄阶段，看什么电影都是给自己添堵、拍什么电影都是给自己找罪。”
李亦然听出点儿“情怀感”：“照你们的意思，就没有适合中老年人的电影了？”难道说，人一上了年纪，失去童心，就只剩下迷惘、惆怅、顾影自怜的无病呻吟了？
陈悠早就在这儿等他提问了：“有啊，蒋问导演的《一丘之貉》，洋洋大观，包罗万象，看就完事儿了。那节奏、舞美、音乐、特效、阵容、对白、元素、线程、逻辑，流畅得根本不用动脑子。在影片最高潮部分，托奇、托妻，戛然而止——高，实在是高！”
林潇潇补充：“小孩儿看热闹以为是歌舞荒诞喜剧，大人才看得懂是现实主义悲剧。”
辛冉继续捧高：“我话就放这儿，这部电影的社会价值、在电影史上的意义，远远被低估了，价差远超当年《大化东游》。”
陈悠还喜欢蒋问的另一部电影，《让税单飞一会儿》，其中一个“化妆次序颠三倒四，反复交代、找补”的细节，让陈悠觉得编剧兼导演真是非常有生活。她以前在新闻出版单位给封面带国徽那种国家正式出版物做责任编辑的时候，就遇到一次临时外包出去的书籍排版设计问题。声称此前多次与社里合作、领导面前一向得力的高等院校挂名专业排版软件研发公司的附属团队，传真来的封面小样简直连小学生作业本都不如：大十六开的封面、厚三点五公分的书脊，书名字号和书内正文一样小、字体还是计算机操作系统自带默认的、书名未居中对齐且位置偏下。陈悠打电话追过去，要求得很明白：字号换“小初”、字体换“书宋”并加重、水平居中对齐，封面上的书名垂直向上调至版面三分之一处、书脊上的书名垂直调整为自下留白三分之一，要工整、大气、好看，代表国家形象、体现中华风度。极其简单的步骤，不论当事人理解还是不理解、美商如何，照做就行的事儿，传真往复了三、四遍，电话又追过去好几次，耽搁小一个钟头，最后还是陈悠自己在电脑上几秒钟就排出了标准样稿，对方才依样画葫芦地交了差——责任编辑对文字内容撰写、校对、编审和版式设计有意见权，而排版工作必须由专人另行负责，不能越俎代庖，哪怕出现低效环节，也必须尊重“分工明确、责任清晰”原则……真不是表达能力问题，纯粹是执行力太差！
李亦然觉得应该把谈话拉回主题了：“咱们这贺岁片儿呢？不要披着喜剧外衣的悲剧呢？中国还能不能有真正的贺岁片儿了？”
陈悠没有回答，反而提出另一个问题：“哥，您听说过欧洲人的‘防呆原则’吗？”
“什么原则？”李亦然觉得自己可能听过，但想不起来了。
陈悠解答：“‘防呆原则’，就是‘傻子原则’，讲究的是一套工作规程，就算执行人是个傻子，只要他按流程进行最简单操作，就能胜任，每一个环节都这样设定，就不会出错——贺岁电影也要这样。”陈悠在欧盟企业工作的时候，老板提出的最极致要求是：两个人交接工作，仅需要交接事先制订并一贯照此执行的工作流程文档和相关文件，如果另附口头讲解，哪怕一个字，都说明以往的工作没做到位、不符合“防呆原则”——于公方便公司管理、调整，于私方便个人升迁、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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