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英殿始建明永乐年间，位于故宫外朝熙和门以西。康熙年间，设武英殿书局，由亲王大臣总理。乾隆朝以后专责校勘、刻印书籍之事。武英殿书局用铜版雕刻活字，纸墨优良，校勘精审，书品甚高，人称殿本。
同治年间，大清朝山河日下。武英殿里太监们眼馋那副铜活字，你也偷，我也偷，偷得不亦乐乎。待到王爷们似乎要来查考的时候，就放了一把火。自然，连武英殿也没有了，更何况铜活字的多少。①
胡玉缙每每想起武英殿失火的故事，深怕麻袋缺得多了之后，敬一亭也照例烧起来。到时候就麻烦大了。他心里惶惶不安，就到教育部去商议一个迁移，或整理，或销毁的办法。②
教育部专管这类事情的是社会教育司，司长叫夏曾佑，是位历史学家，熟于“中国历史”。他知道，中国的一切事，是万不可“办”的，即如档案罢，任其自然，烂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至于烧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办”，那就舆论沸腾，所以他主张这个东西万万动不得。就这样，在“办”与“不办”之间，拖拖拉拉，“麻袋们”安稳地躺了好几年。③
这一放，就是5年。八千麻袋档案的厄运才刚刚开始。
1917年后，因地方局促，八千麻袋档案迁至午门、端门保存整理。1918年，教育总长傅增湘，开始整理这批麻袋。
所谓“整理”，就是把档案倒在地上。教育部基层临时工们“各执一杖，拨取其稍整齐者”(《骨董琐记》卷二)。插科打诨中瞧见装订精美的敕诰、廷试策论之类，捡起来放在午门楼上。其他的，跟扫垃圾一样，全堆回端门门洞里。
时任教育部佥事，负责寻宝的鲁迅回忆，当时之所以要着手清理是因为有人“以为麻袋里定有好的宋版书——海内孤本”。里面也果然出了好东西，教育部官员们，更是常常来顺手牵羊。
更要命的还在后面。
1921年，北洋军.阀政府经费短缺，教育部没钱发工资。领导脑门一拍，想到了存放在端门门洞，那总计八千麻袋档案。这些东西留着也是占地方，卖!
四千大洋，卖给了北京西单同懋增纸店。
纸店买了干嘛?
做还魂纸。
别怕，不关阴间鬼怪的事情。还魂纸就是再生纸。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造竹纸》说：一时书文贵重，其废纸洗去朱墨污秽，浸烂入槽再造，全省从前煮浸之力，依然成纸。
纸店搜拣了一部分精美的档案出售。罗振玉购得数件，一看大惊失色，知道这是大内的东西。寻了悦古斋掌柜韩益轩说项，以12000大洋，从同懋增纸店购回。在彰仪门货栈赁屋三十余间暂存。
1924，北京政、变，北洋内阁废除帝号，驱逐溥仪出宫。
身为遗老的罗振玉心力交瘁，将溥仪偷送到日本使馆，准备投靠日本人。遂将档案以16000元售给满清遗臣李盛铎，一部分卖与日本人松琦。
1928年李盛铎又以18000大洋，转卖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抗战前夕，部分档案和文物南迁金陵。几经周折，部分又迁到台湾。
8000麻袋档案，最后留给新中国的，约1700麻袋。
大时代，大事情，大人物，总是记得清清楚楚。
西单同懋增纸店卖出去的那部分档案，除被罗振玉买去的，其他去哪呢?
它们被苏恩培买走了。
这是一个小人物，如果不是这批档案，大概历史也不会留下他的名字。
苏恩培是个小人物，但小人物也有小人物的可爱。他当时在北洋水利局总裁袁良家里做家庭教师，小有家产，又爱风雅。一看见这些文书档案，立刻花钱买下。共800多份，苏恩培当做文物古董，珍藏赏玩。
时局动荡，苏恩培觉得北平太危险，就带着家眷和宝贝古籍回到故乡泰州。苏恩培久别故乡，也没什么朋友，相熟的就只有姻亲景昌极。
景昌极先生是学衡派拥簇者，本身极爱文史。知道亲家苏恩培藏着宝物，就经常前去拜访，一同品评赏玩。
1948年，苏恩培临终前，把这批800多档案送给景昌极。
1949年9月，景昌极任江苏省立泰州中学教师。
1958年春，泰州筹建博物馆，时任副市长的王石琴跟景先生是亲戚，主动上门动员。当时，景昌极已经被打成右/派，既担心文档古籍安全，也想立功。
时年7月，景昌极将750份档案古籍送到泰州博物馆。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十年内.乱开始。
小人物有小人物的可爱，小人物也有小人物的勇敢。朱士石搓搓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千层鞋底啪嗒啪嗒的响，一副要将地踏平的气势。
“你这是弄什呢?三更半夜不睡糕，把儿都要弄醒呢!”
“反正现在也不上学了!”朱士石心烦意燥的吼了一句，立即反应过来，缩缩脖子，看了老婆一眼。
胡向红瞪着他：“你说什呢!你是不是对国家对dang有意见?你这话要敢在外面说，告诉你，明天批.斗大会就有你!”
朱士石连忙说：“不胡说，我可是一颗红心向着dang!”
胡向红消了气：“那你瞎琢磨什呢?”
朱士石知道自己老婆一贯有主意，是能顶半边的革.命妇女。便坐到床边，小声说：“他们...想把我们博物馆，当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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