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商业周期的高峰年份来避免周期性影响的干扰———批发价格以年).的速度下降，
而货币存量以年".的速度增长，货币存量的增长率大体上是产出扩大所要求的增长
速度。在1927-1929年的商业周期性扩张中，批发价格出现了下降，这是1891-1893
年以来首次出现的批发价格在扩张期间的下降（虽然只是少量的下降），而此后再也没
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1929-1933年的货币崩溃，并不是之前所发生情况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而是这
一期间所实行的政策措施的结果。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在这一期间，本可以
通过各种政策的实施来制止这场货币崩溃。尽管联邦储备体系宣称，它们所实行的是
一种宽松的货币政策，但事实上，它们所实行的是一种非常紧缩的货币政策。
新政的支持者强烈支持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末出现了迅速
的货币扩张，这主要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即黄金价格的上涨及希特勒权力的扩
张，它们促进了资本向美国流动。这一迅速的货币扩张只归因于黄金价格的上涨，而与
货币政策无关。尽管这一上涨产生了所预期的直接影响，但与此相伴的一些措施———
尤其是黄金的国有化、黄金条款的取消，以及货币政策以外的新政计划———却因阻碍了
商业投资而产生了相反的影响。在这一时期，联邦储备体系获得新权力后所采取的一
项主要的货币措施，就是于1936年及1937年将法定准备金率提高一倍。这一措施的采
取并不打算立即带来显著的通货紧缩影响，而主要是作为一项“ 预防性”的措施。联邦
储备体系满足于这样一种超额准备充足且分布广泛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财
政部的黄金对冲政策，联邦储备体系的这项措施就产生了严重的通货紧缩效应。
从表面上看，20世纪30年代的白银购买计划的目标是，提高白银在国家货币储备
中的比例，将其由1/6提高到1/3，但实际上，而其主要目的却是援助白银矿工。该项计
划在1933-1960年间的总支出为20亿美元，即为使美国的一个白银矿工得到1美元的收益，至少需支出5美元。然而，使白银比例增加到1/3的目标却从来没有实现过。但
是20世纪30年代的这一白银购买计划却着实使中国经受了几年严重的通货紧缩，使
中国永远地脱离了银本位制，墨西哥也暂时脱离了银本位制，并且它也可算作是在经济
及政治上削弱中国的一个主要因素。
人们曾普遍认为二战将伴随着严重的失业。联邦储备体系曾准备迎接这一结果，
并且欣然接受债券支持计划，因为联邦储备体系认为该计划将与战后所需的宽松的货
币政策一致。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而非通货紧缩）突然降临，成为更大的危机，而
且在朝鲜战争带来的通货膨胀的额外推动下，联邦储备体系最终被迫放弃债券支持计
划这一自缚的锁链。
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同样也在国外发生了。人们曾普遍认为：货币数量对经济产生
的影响很小，除非对货币数量的控制能够成为这样一种手段，即可以使长期利率保持在
低于不存在控制时的水平；这种对货币数量的控制反过来或许能使总需求水平有所提
高，如若不能，那么这一总需求水平将是不完善的。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几乎一成不变的
药方，而通货膨胀则是几乎一成不变的结果。只有放弃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才能
够被终止。由此再次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一般而言，货币对经济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与百年货币史前3/4 个时期当中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相对比，几乎在整个战后期
间，货币流通速度一直持续上升。这种上升大部分明显是对战时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所
作出的回调。但是，由于这一上升的规模太大，且持续的时间太长，以至于我们不能仅
仅以此作为解释。人们曾经给出了无数的解释：从货币替代物更为广泛的可得性及其
更为良好的特性，到利率的提高，再到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恐惧。然而我们倾向于相信，
尽管这些因素可能都曾发挥过某种作用，但是对战时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作出超调的那
部分货币流通速度的上升，主要是由于全体公众对经济稳定的信心增强。与这一解释
相一致，我们预期下降趋势在长期内将会得以恢复。但是，我们过于相信这些表面现
象，以至于我们根本无法确定它们的欺骗性何在。在对这些解释进行最终的区分前，我
们将不得不等待实践来揭示真相。
然而，我们对一件事是确信无疑的，那就是货币的发展将继续为其未来进程的见证
人提供意外事件———而研究货币的学者及政治家们一旦忽略了这些意外事件，后果将
不堪设想。
货币存量变化与其他经济变量变化之间的紧密关系本身，既不能说明引发变化的
原因，也无法说明变化影响的方向。货币方面的变动可能随着其他经济变量独立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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