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一种为人类所拥有的发明，当其出现差错时，其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比货币更大。
每个人都认为他可以决定货币在其财富中的份额；然而，所有人可以持有的货币总
量，却并非所有货币持有者所能控制的。每家银行都认为其可以决定其资产中有多少
份额分别以现金和联邦储备银行存款的形式持有，以满足法定准备金要求和应急之需；
然而，所有银行能够持有的货币总量却并非所有银行能够共同控制的。如果某一家银
行的现金数量增加，那么它可以借此获得最多与这一增量相等的其他非现金资产；然
而，如果所有银行的现金数量一起增加，那么银行系统可以借此得到相当于这一增量若
干倍的其他资产。
在我们的分析过程中，表象的这种欺骗性反复出现。在南北战争期间，以绿钞表示
的黄金价格随战争局势的变化而一天天发生波动；但是，战争的局势仅在很小的程度上
影响到这些波动———除非战争局势影响到外国人持有绿钞或以绿钞表示的有价证券的
意愿。这一影响更多地反映在棉花出口的大量减少，以及通过发行货币为战争筹集资
金时北方内部价格的上涨上。
为促进铸币支付的恢复而采取的一项措施，即提高以外国货币表示的美元价值，与
Franklin D. Roosevelt 为达到完全相反的目的而采取的降低以外国货币表示的美元价值
的措施是完全一致的。在这两种情况中，财政部都从国外购买黄金。新政经济学至少
在这一方面是正确的，所以在绿钞时期，采取这一相同措施意味着，从国外购入黄金的
机械影响，使得铸币支付的恢复更为困难，而并非更为容易。
尽管在45 年的时间里，铸币支付的恢复是一个主要的政治问题，但铸币支付的成
功恢复，却很少归因于在其名义下采取的那些措施。政府的主要贡献是少量减少高能
货币的数量———必须承认，鉴于扩大绿钞发行的压力，其在纯粹的政治方面毫无建树。
铸币支付的恢复取得了成功，原因在于尽管货币存量温和上涨，但产出的迅速增长使价
格水平下降了一半。对铸币支付的恢复产生最大影响的政府措施，不是那些明确的货
币政策，而是那些促进了产出迅速增长的失职与授权行为。
“ 稳健货币论”对自由铸造银币的倡导者进行攻击的理由在于，银币的自由铸造将
导致货币存量的过度迅速扩张，从而造成价格膨胀。人们之所以谴责财政部对白银的
限制性购买政策，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购买过度地增加了货币存量，从而成为了引发通
货膨胀的先兆，而无限制购买政策则能够释放通货膨胀的压力。事实上，假定金本位制
没有被废除，那么由这场白银骚动带来的主要经济危害也只是在于它使货币存量的增
长率过低，从而导致了通货紧缩。它产生这种影响的原因在于，人们对美国将放弃金本
位制的恐慌减少了资本的流入，否则资本的流入会更多；或者说，这种恐慌造成了资本
外逃。相应地，这些情况要求美国国内的价格，要低于根据美国与外国的黄金官价所确
定的汇率下，为平衡国际收支所必需的水平。
1896年 Bryan 的失败标志着这场白银骚动的最高潮。其之所以成为最高潮，并不
是因为 Bryan 的雄辩失去了威力，也不是因为“ 稳健货币论”的倡导者通过争论说服了
银币自由铸造的倡导者，而是因为黄金的发现以及黄金开采与冶炼技术的改进，使黄金成为推行通货膨胀的有效工具，而这正是 Bryan (及其追随者试图通过白银来获得的。
1907 年的银行恐慌，产生了明显不可抗拒的银行改革压力。然而，我们有理由相
信，至少对付这次恐慌的最后措施，即银行对存款与现金兑换的一致限制，是一项治疗
良策，它中止了这场流动性危机，从而避免了好银行倒闭且成为大规模恐慌的牺牲品。
而且，它仅以严重但短暂的困境为代价，在短期的紧缩之后便迎来了经济的复苏与
扩张。
联邦储备体系最终制定的改革措施，目的是防止未来发生任何此类的恐慌或兑换
限制，但事实上，其并没能阻止美国经济史上最严重的恐慌、最严厉的兑换限制以及银
行系统的崩溃（这些灾难发生在1930-1933年，截止于1933年 3月的银行歇业期）。
意在促进货币稳定性的同一项改革，带来了为期约30年的货币存量相对更大的不稳定
性，其不稳定程度高于任何我们数据所及的、存在联邦储备体系之前所经历的水平，而
且，也许甚至高于整个美国历史所经历的任何水平（美国革命战争时期除外）。
股票市场的繁荣以及一战期间通货膨胀的阴影致使人们普遍相信，-*世纪-*年代
是一个通货膨胀时期，而1929-1933年的经济崩溃则是对此作出的反应。但事实上，
应该说-*世纪-*年代是一个相对通货紧缩的时期：从1923年到1929年———通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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