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而正确的答案是，每个人都接受这些纸，是因为他坚信别人也会接受这些
纸。这些绿色的纸具有价值，这是因为每个人都认为它们具有价值；而每个人都认为它
们具有价值，是因为在人们的经历中它们之前已经具有了价值。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
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交换媒介，那么我们的经济甚至可能超不过现有生产力水平的一小
部分；然而，这一共同的、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交换媒介，本质上却是一种社会惯例，这种
社会惯例的存在完全归功于人们对一种可以说是虚构之物的广泛接受。
这种社会惯例，或者说虚构之物，或者任由你称呼，并不是脆弱的。相反，一种公共
货币的社会价值是如此之大，即使在极端的刺激之下，人们仍将坚持持有这种东西———
当然，货币发行者从通货膨胀中得到的部分收益正来自于此，从而通货膨胀的动机也部
分来自于此。但是，这种东西也不是坚不可摧的：这种绿色纸数量的极端变动，正如美
国革命战争时期或各国在一战及二战之后经历的恶性通货膨胀时期所发生的情况，或
者这种绿色纸数量上的温和变动再加上法律上与现实中对名义价格所作的最高限制，
如二战以后的德国，会使先前作为货币发挥作用的这种纸一钱不值，并促使人们去寻求
替代品，如香烟与法国白兰地酒，二战后它们在德国曾一度成为交换媒介。
货币不过是一层面纱。“ 实际起作用的”力量是人们的能力、人们的勤奋与才智、人
们所掌握的资源、人们的经济组织模式与政治组织模式，等等。正如John Stuart Mill在
一个多世纪以前所阐述的那样：
“简而言之，在社会经济当中，没有任何在本质上比货币更微不足道的东西了；当
然，货币作为一种节省时间与劳动的发明所具有的特性除外。它是一种可以使事物
更快、更方便地进行的机制，而当不存在货币时，事物将进行得较为缓慢且不方便，而
且，同许多其他机制一样，当它出现失常时，只对本身产生独特且独立的影响。”
这一说法完全正确。然而也存在某些误导，除非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即几乎不
存在一种为人类所拥有的发明，当其出现差错时，其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比货币更大。
每个人都认为他可以决定货币在其财富中的份额；然而，所有人可以持有的货币总
量，却并非所有货币持有者所能控制的。每家银行都认为其可以决定其资产中有多少
份额分别以现金和联邦储备银行存款的形式持有，以满足法定准备金要求和应急之需；
然而，所有银行能够持有的货币总量却并非所有银行能够共同控制的。如果某一家银
行的现金数量增加，那么它可以借此获得最多与这一增量相等的其他非现金资产；然
而，如果所有银行的现金数量一起增加，那么银行系统可以借此得到相当于这一增量若
干倍的其他资产。
在我们的分析过程中，表象的这种欺骗性反复出现。在南北战争期间，以绿钞表示
的黄金价格随战争局势的变化而一天天发生波动；但是，战争的局势仅在很小的程度上
影响到这些波动———除非战争局势影响到外国人持有绿钞或以绿钞表示的有价证券的
意愿。这一影响更多地反映在棉花出口的大量减少，以及通过发行货币为战争筹集资
金时北方内部价格的上涨上。
为促进铸币支付的恢复而采取的一项措施，即提高以外国货币表示的美元价值，与
Franklin D. Roosevelt 为达到完全相反的目的而采取的降低以外国货币表示的美元价值
的措施是完全一致的。在这两种情况中，财政部都从国外购买黄金。新政经济学至少
在这一方面是正确的，所以在绿钞时期，采取这一相同措施意味着，从国外购入黄金的
机械影响，使得铸币支付的恢复更为困难，而并非更为容易。
尽管在45 年的时间里，铸币支付的恢复是一个主要的政治问题，但铸币支付的成
功恢复，却很少归因于在其名义下采取的那些措施。政府的主要贡献是少量减少高能
货币的数量———必须承认，鉴于扩大绿钞发行的压力，其在纯粹的政治方面毫无建树。
铸币支付的恢复取得了成功，原因在于尽管货币存量温和上涨，但产出的迅速增长使价
格水平下降了一半。对铸币支付的恢复产生最大影响的政府措施，不是那些明确的货
币政策，而是那些促进了产出迅速增长的失职与授权行为。
“ 稳健货币论”对自由铸造银币的倡导者进行攻击的理由在于，银币的自由铸造将
导致货币存量的过度迅速扩张，从而造成价格膨胀。人们之所以谴责财政部对白银的
限制性购买政策，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购买过度地增加了货币存量，从而成为了引发通
货膨胀的先兆，而无限制购买政策则能够释放通货膨胀的压力。事实上，假定金本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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