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对于纽约出版商来说，它们是无关紧要的。他出版的小说只有二十章，执意要砍掉第二十一章。当然，我是可以提抗议的，把书稿拿到其他地方出版，但考虑到他接受此书本身就表现出乐善好施，而纽约、波士顿的其他出版商说不定会将书稿一脚踢出的。我在一九六一年的时候缺钱花，连给我的一丁点预付款也不无小补，如果出版此书的条件就是删节，那就删吧。所以，英国的《发条橙》和美国的同名薄书也就相去甚远了。
更有甚者，世界其他地方是从英国订购此书的，所以大多数外文版，当然包括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加泰罗尼亚文、俄文、希伯来文、罗马尼亚文、德文版，都拥有原来的二十一章。斯但利·库勃里克拍电影的时候，尽管是在英国拍的，却取法美国版本；对于其他国家的观众来说，似乎故事提前结束了。观众倒没有嚷嚷着要求退票，只是纳闷库勃里克为什么把大团圆排除在电影之外，人们便给我写信，我的后半生确实有大量时间在复印关于创作意图和意图落空的声明，而库勃里克和纽约出版商却在恬不知耻地享受肆意歪曲带来的回报。当然，人生不如意啊。
第二十一章里发生了什么呢？读者现在有机会一睹真面目了。简单说，我的恶棍小主人公长大了，遂厌倦了暴力，承认人的能量用于创造胜过用于破坏。无谓的暴力是青春的特权，因为青少年能量充沛，却没有从事建设性活动的才能。其精力必须通过砸电话亭、撬火车铁轨、偷窃并破坏汽车来发泄，当然，摧毁人命是更令人满意的活动啦。然而，总有一天，暴力要被看做年少气盛的产物，令人生厌，是愚昧先知者的急智。小说中的小流氓幡然醒悟，人生应该有所为……结婚生子、使世界这甜橙在上帝的手中转动，甚至有所建树……比如说作曲。毕竟，莫扎特和门德尔松在十几岁的纳查奇，即青少年时代就创作了不朽的乐曲，而我的所有人物却在冲杀和抽送中取乐。这位长大的青年颇为羞愧地回顷着自己肆意破坏的过去，他需要有迥然不同的未来。
第二十章里面并没有暗示这种意图变化。孩子的心理状况被硬性调整，接着再作恢复调整，他还愉快地预见到自由暴力意志的恢复，“我真的痊愈了，”他说，美国的版本就这样收尾了。电影也是这样结束的。第二十一章使全书产生了真正虚构小说的品质，小说是建立在人生变迁的原则之上的艺术。除非能够表明主角或人物有道德改造、智慧增长的可能性，创作小说其实是意义不大的。连垃圾畅销书都能说明人们在变。如果小说不能表明变化，只是说明人物性格是固定的，僵硬的、不可洗心革面的，那就离开了小说的领域，而步入了寓言或讽喻的范畴了。美国版本或电影版本的《发条橙》是寓言，而英国或世界性版本是小说。
纽约出版商认为，我的第二十一章是见利忘义。它是地地道道的英国方式，知不知道？它温和乏味，活像主张性本善和自由意志的贝拉基主义，不愿意承认人可以成为估恶不俊的典型。他的意思是说，美国人比英国人更坚强，更能够面对现实。他们很快就在越南面对现实了。我的书属于肯尼迪主义，接受道德进步的概念；而实际所需要的是一部尼克松主义的书，丝毫不容纳乐观主义。让我们由着邪恶在字里行问活跃吧；直到最后一行，都嘲笑着一切传统的信念，犹大的、基督教的、穆斯林的和摇喊教的，还侈谈什么人能够改善自己呢。这种书会轰动世界的，果然如此。但我认为，这并不是对人生的公正描绘。
我这样认为，是由于人在定义中就被赋予了自由意志，可以由此来选择善恶。只能行善，或者只能行恶的人，就成了发条橙……也就是说，他的外表是有机物，似乎具有可爱的色彩和汁水，实际上仅仅是发条玩具，由着上帝、魔鬼或无所不能的国家（它日益取代了前两者）来摆弄，彻底善与彻底恶一样没有人性，重要的是道德选择权。恶必须与善共存，以便道德选择权的行使，人生是由道德实体的尖锐对立所维持的。电视新闻讲的全是这些，不幸的是，我们身上原罪深重，反而认为恶很诱人，破坏比创造更加容易，更加壮观。我们喜欢看宇宙分崩离析的幻象，哪怕吓得裤子拖地。在无聊的房间里坐下来创作《庄严弥撒曲》、《抑郁剖析》，就无法上头条新闻，无法成为电视的插播新闻。不幸的是，我的讥讽小书竟吸引了许多人，因为它就像一筐坏蛋，散发着原罪般的臭气。
否认写作此书的意图是刺激读者的窥恶癖好，似乎有点自命不凡或盲目乐观。我自己继承的原罪是健康的，这在书中体现出来了，我喜欢看别人烧杀奸淫，由于小说家与生俱来的怯懦，他才把自己不敢犯的罪恶假托到虚构人物身上。不过此书也有道德教训在内，这就是强调道德选择的根本重要性这一有气无力的传统观念。这个教训显得不合时宜，为此我倾向于贬低《发条橙》，这么充满说教的作品是不可能富有艺术性的。小说家的任务不是说教，而是要展示。我展示得足够多了，但新创外语词的屏障非常碍手碍脚，这又是我怯懦的表现，我使用了带俄语意味的英语……纳查奇语，借以缓和色情描写可能引起的露骨反应，它把此书变成了一场语言冒险。人们更喜欢看电影，是因为他们对小说语言望而生畏，这是正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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