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多有用处！我晓得你不喜欢我们的波氏种群；不过，我对你保证，他们是让一切其他事物建立在上面的基础。他们是国家火箭机的回转仪，使之稳定而不出轨。”深沉的声音激动人心地震动着；手势比划出了那无可抵抗的机器的活动空间和冲刺。穆斯塔法·蒙德的雄辩术几乎够得上合成标准。
“我正奇怪，”野人说，“你到底要他们做什么——看来你似乎可以从那些瓶子里予取予求。为什么你当时不把每个人都造成超正阿尔法？”
穆斯塔法·蒙德笑了。“因为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喉咙给割断”，他答。“我们相信快乐和安定。一个阿尔法的社会必然会不安定而可悲。想象看一个全是阿尔法的工厂——就是说，充满了各行其是的个人，有着良好的遗传和制约，以致能够（有限度地）自由选择和承担责任。想象看！”他复诵。
野人试着去想象，却不很成功。
“那简直是荒唐。如果要一个受了阿尔法倾注、阿尔法制约的人，去做埃普西隆半白痴的工作，他会发疯的——发疯，或者把事情搞得一团糟。阿尔法们可以完全社会化——可是仅限于叫他们做阿尔法工作的情况之下。只有一个埃普西隆才会做埃普西隆的牺牲，理由很充分：对于他来说男巧些工作并不是牺牲；另巧些工作是他们最不在乎的。他的制约已经为他铺好轨道，他必得沿着走去。他是不由自主的；他是被命定了。即使倾注之后，他仍然是在瓶子里——一个无形的、婴儿期和胚胎固定的瓶子。当然，我们每个人，”元首深思着说下去，“都是在瓶子里过了一生。可是如果我们碰巧是阿尔法，我们的瓶子相对来说便是很大的了。我们若被局限到一个比较窄小的空间里，就会痛苦不堪。你不能把高级代用香槟倒进低级的瓶子里。理论上这是显而易见的。可是也有实际凭据。塞浦路斯实验的结果便不由人不服。”
“那是什么？”野人问。
穆斯塔法·蒙德微笑起来。“嗯，你可以管它叫一个重新装瓶的实验。它开始于福元四百七十三年。元首们把塞浦路斯岛上原有的居民全部清除掉，然后移入２·２万名精选的阿尔法。一切农业和工业设备都交给他们，让他们处理自己的事情。结果完全不出理论之所料。土地经营不当；所有工厂都闹罢工；法律形同虚设·无人服从命令；所有被派着轮班做低级工作的人，都不断地密谋着高级职位，而所有的高级职员则以牙还牙，密谋着不择手段保持原位。不到６年，他们便有了一次最高级的内战。当２·２万人中有１９０００人被杀掉之后，幸存者一致请求世界元首们收回岛上的政府。元首们答应了。这便是世界上空前绝后的阿尔法社会之终结。”
野人深深地叹息。
“最合适的人口分配，”穆斯塔法·蒙德说，“是像冰山那样——九分之八在水线之下，九分之一在上面。”
“他们在水线之下还会快乐吗？”
“比在上面还快乐。比方说，就比你这两个朋友快乐。”他指指他们。
“不在乎那种可怕的工作？”
“可怕？他们并不觉得呀。相反的；他们还喜欢呢。工作轻松、简单而幼稚。既不伤脑筋也不伤皮肉。７个半小时和缓又不累人的劳动，然后就有索麻口粮、游戏、无限制的性交和感觉电影。他夫复何求？诚然，”他又说，“他们或许会要求缩短工作时间。我们当然可以缩短他们的工作时间。在技术上来说，把所有下层阶级的工作时间减到一天三四小时是易如反掌的。可是他们会因此而更快乐吗？不，他们不会的。这个实验也作过，远在一个半世纪多之前。这３个半小时的额外闲暇非但不是快乐之源，人们还会觉得在这段时间里非得要度个索麻假期不可。发明局里塞满了节省劳力程序的计划。有好几千。”穆斯塔法·蒙德作了个表示量多的手势。“而我们为什么不执行呢？为了劳工们的好处；用份外的闲暇去折磨他们实在是惨无人道。农业亦复如此。如果我们要的话，我们可以合成每一口食物。可是我们不要。我们宁可保持三分之～的农业人口。为了他们自己的好处——因为由土地取得食物比由工厂来得久些。何况还要顾及我们的安定。我们不要变化。每一个变化都会危及安定。这便是为什么我们如此谨慎地应用新发明的另一个原因。每一个纯科学的发明都潜伏着破坏性；即使是科学，有时也必须视为一个可能的敌人。是的，即使是科学。”
科学？野人皱起眉头。他晓得这个字，可是他说不出它的确实含义。莎士比亚和村落里的老人们从来没有提过科学，而从琳达那里，他只能把最含糊的线索集合起来：科学是一种让你用来造出直升机的东西，一种会引得你去讥笑“玉米舞蹈”的东西，一种让你不会生皱纹、掉牙齿的东西。他费尽力气想去了解元首的意思。“是的，”穆斯塔法·蒙德说着，“那是另一项为了安定而付出的代价。跟快乐不能共存的不仅是艺术；还有科学。科学是危险的；我们必须极其小心地把它拴上链子、戴上口套豢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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