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转身回去取太阳镜。但我想到一去找，准又无影无踪，便又转回来朝诊所进发。
“让它自己来找我吧，”我喃喃自语，想着那太阳镜。一个老太太一定是被我吓了一大跳。她回头盯着我，目光诧异。
我双手插入大衣口袋向前走。我一下就摸到左边口袋里一个硬邦邦的扁平物体。这是我的镜盒，里面装着太阳镜。它确实是自己找上门来了。想到我仍是生活用品的主人，东西失而复得，我不免心中得意。
我取出眼镜戴上，却发现左边镜片已呈奶白色。我审视自己的眼睛，发现目力穿不透模糊的镜片。我不再理会行人的注目，直奔诊所。
不过我很快发觉我是漫无目标瞎折腾。——正如我先前所说，我一个医生也不认识。我确信我去找个诊所准找不到。于是我站在人行道上喃喃自语：“让它们自己找上门来吧！”
我得承认我说此话心存疑虑——记得那太阳镜的事吧？——但我别无选择。等我一转身见身后有幢大楼，牌上赫然写着：医疗中心。我走了进去。
我走向接待员。我们相互对视。她直盯着我的眼睛（左眼），问道：“您有何吩咐？”
我答道：“我要见医生。”
“好。”她说，“有个医生现在去大厅了。如果你眼神好使，大概能看到他。瞧，他去那儿了！”
我随她望去，是的——有个医生正走向大厅。我清楚地看见了。他是医生，因为他穿着高尔夫球鞋和毛衣。他在走道上一拐弯不见了。我转身冲那接待员说：“我不是要去见医生。”
“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说：“我要医生来看我。”
“哎呀，”她说，“你为何一开始不这么说呢？”
“我想我是这么说的。”我说，也不太坚持。
“不，你没有。”她说：“好，说响点，我听不清。”她拿起麦克风说：“吉本医生，请到接待处来……，’然后她放下麦克风，满怀期待地看着我。
我等着，什么也没说。
不一会儿，另一个穿高尔夫球鞋和毛衣的人从旁边一扇门里出来。他看了看桌子后的接待员。她说：“这位先生要医生看看他。”
医生后退一步，看着我。上下打量完毕又让我转身。然后又仔细瞅我几眼，说声“好吧”就走回办公室。
我问：“完了吗？”
她说：“当然啦。你不就要这些吗？请付十块钱。”
“等等，”我说，“我要他看看我的眼睛。”
“哎，”她说，“你该一开始就说清楚。你知道我们都很忙。我们没时间老叫医生下来看看一个随便踱进来的人。你要是要他特别看看你的眼睛，你该说清楚。”
“我不要人只看看我的眼睛，”我说，“我要人治好它。”
“为什么呢？”她问，“你的眼睛出什么问题了吗？”
我说：“难道你就没发现？瞳孔不见了。”
“唔。”她说，“是不见了。找过了吗？”
“找过了。”我说，“都找遍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怎么也找不着。”
“你可能把它丢在哪儿了。”她柔声问道，“你最后一次看见它是在哪儿？”
“不在哪儿。”我说。
“好吧。那是你的问题。”
“我是说昨晚我在家来着。我哪儿也没去！而且我现在不舒服。”
“你确实面色不佳。”她说，“你该看医生。”
“我已经看过了。”我说，“他去那大厅了。”
“哦，对。我想起来了。”
“喂，”我说，真有点生气了，“你能帮我与医生约个时间吗？”
“你要的就是——定个时间？”
“是的，就这些。”
“你肯定就只定个时间？你不会回头再抱怨说我们没照你的意思办吧？”
“我保证，”我说，“决不会。”
“好。我们就需要这样的承诺。”
现在一切似乎都乱了套。整个世界倾斜了。一切都被压扁了，滑向地球边缘。事情至此还未完。我看到地表裂开了一道道缝隙。
我晃晃脑袋要驱走这念头，却发出了奇怪的震动声——像小海象藏在大蚌壳里。
我坐在长椅上——我想不通。雾旋绕着升起，越来越浓，掩盖了一切，能见度降到了零，管理员威胁说天花板没掀开就不做手术。我抗议，不——天花板在那儿有什么不好吗？——但他们不理我。
我于是站起来动手要把天花板移回去。但我够不着，只好踩在椅子上。虽近看那天花板满是裂缝，却坚硬无比，移动不得。
我又试着再次推，但一只强有力的手搭在我肩上。我停下。一个低沉的声音说道：“到长椅上躺着去。”她说，“闭上眼睛，放松，仰卧，放松。”
“好吧。”我应道。但我没仰面朝天，而是俯卧着。脸贴着坚硬无比的椅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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