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曼达有一大堆病人等着她治疗，许多事够她操心的，所以我借着恶梦到天文观测站去找杰基·丹顿。我给她讲了我在加速器密室里产生的幻觉。我们在小型办公室里目不转睛地互相凝望着。
“我很高兴你好转了，尼克，可是——”
“不是那回事，”我说，“记得你多么讨厌我评论赞美新技术的诗歌的那篇文章吗？过分想人非非，是吗？”我陷入沉思，恣意把，Ｒ介子射束、医生、超新星、无理统计、致癌肿瘤、燃烧的气球和神灵搅合在一起。
“神灵？”她说，“什么神灵？你准备把神灵写进你的下一篇专栏文章吗？”
我点点头。
瞧她那神色，仿佛她在审视一个新发现的精神变态患者似的。“新闻出版界谁也不需要那玩艺儿了，尼克。整个地球已经惶惶不可终日了。新星辐射可能破坏臭氧层，潜在着遗传基因被损害的可能性，这一切已经让人们吓得丧魂落魄了。”
“这仅仅是推测而已。”
她说，“你可别在拥挤的剧院里叫嚷‘失火啦’。”
“在一个拥挤的世界上也别叫嚷？”
她说话一本正经，“现在别叫嚷。”
“假如我想得对呢？”我觉得厌倦了，“怎么样？”
“变成一颗超新星？没门。太阳压根儿没有那么大的质量。”
“但是变成一颗新星呢？”我说。
“有可能，”她谨慎地说，“但是这种事在几十亿年里不应该发生。星球演化——”
“——星球演化只是理论上说说而已，”我接过话题说道。“不应该发生不等于不会发生。今天晚上再看看那个可怕的天空吧。”
丹顿默不作声。
“你能承认太阳闪光吗？大闪光？”
我看出她脸上反感的情绪，我知道我该闭嘴了；但是我没有就此罢休，“你信仰神吗？信仰任何神灵吗？”她摇摇头。我得刨根问底弄明白，“信不信有同一中心的几个宇宙，一个宇宙套在相邻的另一个宇宙里面，就像中国人雕刻的象牙球？”她脸色刷白。“挑选一张牌吧，”我说，“任何一张牌。一张百搭牌。”
“你这混帐，闭嘴吧。”她的手搁在办公桌边上，指关节像她的嘴唇一样苍白。
“令人心醉神迷，”我说，不顾话语的魔力，忘了信仰可能付出的代价。我认为她不是故意把她的落拓牌车子开出顶峰路的。我不愿意相信她会那样做。她肯定就要来找我了。
可能吧，她说。
恶梦应该秘而不宣。所以在这里，我在地球的正午１２时站在我的太阳浴平屋顶上。没有必要担心臭氧层受破坏以及由此引发的皮肤癌。突变作用和遗传基因的损害将不成其为疑难问题。我不必担忧原稿截止期限或者契约上规定的义务。我遗憾的是没有人将读到我论述丌介子疗法的著作。
所有这一切——都有可能。
阳光灿烂——在我脑袋里，乐曲像挽歌一样回响着。
也许我错了。闪光可能湮没。也许我并非就要死去。不管它，无关紧要。
但愿阿曼达现在跟我在一起，但愿我站在杰基·丹顿的床边，我甚至希望自己有时间走到松树林里莉萨的墓前。现在没有时间。
至少我出于自己的选择已经活到如今。
这就是那个秘密，尼克。
闪光照亮了宇宙。
（江昭明 译）
未来的人类学
科幻小说和人类学历来共有一种特殊的密切关系。许多最佳科幻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一直关注着人类学方面的问题。说到消亡的种族的故事，即便故事采用游记的较古老的传统，即便出自Ｈ·赖德·哈格德和埃德加·赖斯·伯勒斯这些老手的故事的基本魅力在于浪漫式的冒险，然而这种故事还是提出了古人的这些遗风怎样世世代代流传下来以及他们的能力和风俗如何显示出较为世故或更为原始世代的迹象这一类有趣的问题。
随后的作家使用未来或过去作为研究人类这一物种的手段。１９０６年，Ｈ·Ｇ·威尔斯告诉社会学学会（社会学研究群体活动中的人），它应该利用写作和批评乌托邦讨论“理想的社会”。一批科幻小说乃是出自职业人类学家的手笔，例如查德·奥利弗，他在５０年代专门研究这——类科幻小说，继而出任阿灵顿的得克萨斯大学教授，此外还有伊利诺斯州工学院的利昂·Ｅ·斯托弗；还有一批小说是由才华横溢的业余作家创作的，他们之中有麦克·雷诺兹、厄休拉·Ｋ·勒吉恩（其父是这一领域的知名学者）和伊恩·沃森。
科幻小说研究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俨然就是一门人类学；不少人类学家已经承认，他们之所以从事人类学研究，正因为这一领域是“最接近科幻小说的学科”。说到底，这种密切关系也许不足为奇吧。
琼·Ｄ·文戈（１９４８－ ）就认为这种密切关系不足为奇。“考古学是过去时代的人类学，”她特别指出，“而科幻小说是未来时代的人类学。”她出生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１９７１年在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取得人类学学听学位。她一度在圣地亚哥县担任古物抢救工程师。她１９７３年开始写科幻小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玩具兵》刊载于《轨迹》第十四集（１９７４）。她嫁给弗纳·文戈，此公也是科幻小说作家，在圣地亚哥州立大学任数学教授，但是现今她的第二任丈夫是吉姆·弗伦克尔，他是德尔丛书的前任科幻编辑，也是蓝背鲣鸟丛书的出版人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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