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假如，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从来没有意识到他所做的事是错误的，那又怎么办？好吧，我们会杀掉疯狗，不是吗？是的。但是像这样的疯狂其实是一种疾病——我只想得出两种可能性。要么他不能治好——这种情形下，他最好死掉，对于他自己和别人的安全都有好处；要么经过治疗他能恢复正常，正常到足以重新进入文明社会……但考虑到他“得病”时所干的事，除了自杀以外他还能干什么呢？他怎么能和这样的自己生活在一起？再假设一下，如果他在治愈之前逃走了，再一次犯下了同样的罪行呢？可能还不止一次？你怎么才能向那些悲痛的父母们解释呢？给他们看他的病历？我只能得出一个答案。
我发现自己在温习历史和道德哲学课上的一次讨论。当时杜波司先生探讨了××世纪北美共和国解体前的混乱状态。据他说，在他们把阴沟淘干净之前，有那么一阵子，类似迪林格的案子就像狗打架一样常见。恐慌不仅仅存在于北美，俄罗斯和英伦三岛也有，其他很多地方也是同样情形。但以北美解体之前最为混乱。
“遵纪守法的本分老百姓，”杜波司告诉我们，“基本上不敢夜里去公园。这么做得冒着被狼群般的孩子攻击的危险，这些孩子配备着铁链、刀、自制枪支、狼牙棒……最起码会受伤，肯定会被抢，可能终身残疾，甚至还会送命。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俄英美联盟和日本霸权之间的战争爆发。谋杀、吸毒、盗窃、攻击和蓄意破坏成了家常便饭。还不止公园，这些事在大白天的大街上也随处可见。还有学校操场，甚至教学楼内。但是公园的不安全早已是声名狼藉，在晚上，正直的人就会避开它们。”
我试着想像我们的学校发生这些事。但是我想像不出。我们的公园也不可能。去公园是为了游玩，不是受到伤害。至于会在某个公园内被杀——“杜波司先生，他们没有警察吗？没有法庭？”
“他们拥有的警察比我们的多得多。法庭也更多。而且都在超负荷工作。”
“我想我弄不明白。”如果我们的城市里有孩子干了这样的坏事……好吧，他和他的父亲会并排接受鞭刑。但是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接着，杜波司先生问我：“说说什么是‘青少年违法者’。”
“嗯，那些孩子——殴打伤害他人的孩子。”
“错误。”
“嗯？但是书上说——”
“对不起。你的课本上确实是这么写的。但是把尾巴叫作腿怎么说都不是正确的命名。‘青少年违法者’是个自相矛盾的说法，这种提法指出了问题，同时导致问题无法解决。你养过小狗吗？”
“是的，先生。”
“你训练它不要在屋子里大小便吗？”
“嗯……是的，先生。试了好几次。”不过进展太慢，我母亲只好下令狗必须待在屋外。
“噢，好的。当你的狗犯了错误时，你会生气吗？”
“什么？为什么？它又不懂事，它只是一条小狗。”
“你会怎么做？”
“会骂他，把它的鼻子抵在大小便上来回刮，打他几下。”
“但是它听不懂你的话。”
“是的，可它知道我生气了。”
“你刚刚还说你并不生气。”
杜波司先生很擅长把人搞得晕头转向。“我必须让它以为我在生气。它得学习，不是吗？”
“我同意。但是，既然你已经让它明白你不喜欢它的做法，你怎么还能这么残忍，非打它不可呢？你说过，这个可怜的小动物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但你还是给它造成了痛苦。说出你的理由！
或许你是个虐待狂？”
我那时还不知道虐待狂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懂养小狗的事。
“杜波司先生，你必须这么做！你责骂它，它就知道自己有麻烦了。
把它的鼻子在那儿来回刮几下，它就知道麻烦是什么。你打它，它就知道以后最好别犯类似错误——而且这些事你必须当场做！事过之后再惩罚它不会有任何好处，只会使它迷惑不解。即便这样，一次教训也是不够的。你得盯着它，再抓住它，打得更厉害一点。
很快它就学会了。光责骂一顿只会浪费你的口水。”我又加了一句，“我猜你从来没有养过小狗。”
“我养过很多。我现在就养着一条德国猎犬——用的方法和你的一模一样。让我们回到青少年犯罪的话题。多数坏小子的年龄比你们班上的人还小……开始犯罪生涯的年龄甚至更小。永远不要忘记那条小狗。这些孩子经常被抓住。警察每天都要逮到好几批。他们挨骂了吗？是的，通常还很严厉。他们的鼻子被刮了吗？很少。媒体和官员通常不会透露他们的名字。他们被打了吗？绝对没有！他们中的很多从小就没被打过。当时有一种理论很盛行，即体罚，或是任何一种导致疼痛的惩罚，都会给孩子造成终生的精神损伤。”
（我想我的父亲肯定没有听说过这个理论。）“法律禁止学校体罚学生。”他继续着，“只有一个小州，特拉华州，才将鞭刑视为合乎法律的法庭判决，而且这种惩罚只和几种犯罪有关，很少实际运用。它被视为‘残忍的、不同寻常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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