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长官。几乎可以肯定。”
“完全可以肯定——因为最终逃出来的人数多于这个数字。他们设法回了家，他们的名字被记录在案。我看出你没有仔细准备功课。”
那个牺牲品没来得及坐下，瑞得少校便又叫道：“里科先生！”
现在我成了牺牲品。“是，长官。”
“一千个未被释放的战俘可以构成重新开仗的足够理由吗？想一想，成百万无辜的平民可能因此死亡。一旦重新开战的话，他们的死亡几乎可以肯定！”
我没有犹豫。“是的，长官！理由太充分了。”
“‘太充分了’。很好，那么，如果只有一个未被释放的战俘，这理由充分吗？”
我犹豫了。我知道机动步兵的答案——但我觉得他要的不是这个答案。他尖刻地催促：“快点，快点，先生！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为数一千的上限；我请你考虑考虑数目为一的下限。你不能兑付一张写着‘从一到一千英镑之间’的支票，开始一场战争可比支付一笔小钱严肃多了。为了拯救一个人而使一个国家——事实上是两个国家—一陷入危险，这是犯罪吗？也许这个人并不值得我们去救他？或者在此过程中他死了呢？每天都有好几千个人因为事故而死亡……为什么要为一个人的生命犹豫不决？快回答！”
他把我逼急了。我给了他星船伞兵的答案。“是的，长官！”
“是什么？”
“不管是一千个——还是只有一个，长官。都要开战。”
“哈！战俘的数目无关紧要。很好。现在，证明你的观点。”
我陷入了困境。现在我知道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却不知道为什么正确。他还在不断催促。“说呀，里科先生。这是完完全全的科学。你拿出了数学结论，现在你必须证明它。有人会用类比法说你在声称一个土豆和一千个土豆的价值是一样的，不多也不少。
是吗？”
“不是，长官。”
“为什么不？证明。”
“人不是土豆。”
“好，好，里科先生！我想今天我们已经把你的脑子折腾得够累了。明天带一份书面证明来课堂，用逻辑证明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给你点提示。看一下今天讲的这一章的第七个参考材料。”
“索罗门先生！”瑞得少校又点了一个人的名，“当代的政治体制是怎么从混乱期演变过来的？它在道德方面有什么合理性？”
萨利·索罗门结结巴巴回答了第一个问题。然而，没人能确切描绘联邦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它自然而然就生长出来了。在××世纪末期，各个国家政府都垮台了，必须有东西来填补真空，很多情况下，填补真空的人是返乡退伍军人。他们已经输掉了一场战争，大多没有工作，许多人都对新德里条约的条款痛心疾首，尤其是那个混蛋战俘条款。还有，这些退伍军人知道怎么打仗。发生的不是一场革命，更像1917年的俄罗斯：系统垮台了，其他人趁机进来了。
苏格兰的阿伯丁就是个典型例子，已经确知的此类事件中，它是最早的一例。几个退伍军人团结起来，成了义务警察，制止当地的骚乱和劫掠。他们绞死了几个人（包括两个退伍军人），并且决定，除了退伍军人，其他人员一概不得加入他们的委员会。从一开始，他们便独断专行，内部互相信任，但不相信别人。一两代人之后，开始时的应急办法逐渐演变成为宪法。
那些苏格兰退伍军人发现，他们有时不得不绞死的人中包括其他退伍军人。他们可能觉得，如果类似事件不得不发生，那么至少，他们不会让任何贪婪、牟取暴利、进行地下交易、不顾别人死活、欺骗军队、没有道德感的平民在这种事上有任何发言权。
老百姓只配听别人吩咐，要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得干什么。明白了？发号施令的是我们这些猿人！我估计，当时情况肯定就是这样，因为如果换了我，我很可能就这么想、这么干……历史学家也同意，当时的平民和返乡战士之间的矛盾十分激烈，远远超出我们今天的想像。
萨利没有照本宣科。最后瑞得少校打断了他。“明天上课带一份总结来，三千字。索罗门先生，给我一个理由——不是从历史的观点，也不是纯理论的观点，要从现实出发——说明为什么今天的公民权只颁给退伍军人？”
“嗯，因为他们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长官。他们更聪明。”
“荒谬！”
“长官？”
“也许这个词对你来说太深奥了？我说的是你的观点太蠢了。
军人并不比平民更聪明。在很多方面，平民聪明得多。这也是新德里条约签署前的政变的合理之处，那场所谓的‘科学家的起义’的因由，似乎是只要知识精英领导国家，我们就会进入乌托邦。当然，那个愚蠢企图彻底失败了。因为科学的追求尽管能带来社会效益，但它本身并不是一种社会美德。从事这一行业的可能是完全没有社会责任感、极度自我中心的人。我给了你提示，先生，你听懂我的提示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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