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直直地凝视着他，用她那双在金边眼镜后面的明亮的蓝眼睛。
“这次我碰巧来魏玛。是从柏林来，我住在那里。我不知道你是否还在这里。
电话号簿上列着你的名字，所以我就过来碰碰运气。我可以进来吗？”
她往旁边一站，他进屋了。一间暗暗的门厅，发出一股陈年的霉味。她在前面引路，她那患有关节炎的双膝和双踝使她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他们进人了客厅，那里的窗户能俯视下面的街道。他等待着让她先坐下，然后在一把椅子里就座。
“那么，我曾经教过你，在海因里希·海涅大街上的那个古老的小学里。那是什么时候？”
“嗯，那一定是１９４３年和１９４４年。我们遭到了狂轰烂炸，在柏林。我和其他人一起被疏散到了这里。肯定是１９４３年夏天。我的同班同学有……唉，他们的名字……哦，我记起了布鲁诺·莫伦茨，他是我的好伙伴。”
她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麦克里迪也跟着站起身来。
她一拐一拐地走到窗户边去看下面的街道。一辆满载着警察的卡车隆隆地驶了过去。
车上的乘员全都直挺挺地坐着，他们的皮带上挂着匈牙利造的ＡＰ９ 自动手枪。
“总是那些穿制服的。”她轻柔地说，似乎在自言自语。“先是纳粹分子，现在是共产党人。总是那些穿制服的和拿枪的。先是盖世太保，现在是国安局。啊，德国啊，我们到底干了什么，要得到这两种报应？”
她从窗户边转过身来。
“你是英国人，对不对？请坐下。”
麦克里迪高兴地就座了。他明白虽然她年事已高，但头脑仍很清楚。
“你为什么要说这种特别的事情？”他有点恼火地问。她没去理会他的恼怒。
“三条理由。我记得战时和战后教过的每一个男生，而且男生中没有马丁·哈恩。其二，那所学校不在海因里希·海涅大街。海涅是犹太人；纳粹把他的名字从所有街道和纪念碑上去掉了。”
麦克里迪追悔莫及。他应该知道海涅是德国的一位著名作家，他的名声只是在战后才得以恢复。
“如果你现在高声叫喊或报警，”他平静地说，“我是不会伤害你的。但他们会来抓我，把我带走并把我枪毙。你要怎么办由你选择。”
她一拐一拐地走回椅子坐下，开始以那种老年人的口吻缅怀往事。“１９３４年，我已经是柏林洪堡大学的一名教授。是当时最年轻的、而且是惟一的女教授。纳粹上台了。我不喜欢他们，我发表了一些反纳粹言论。我认为我还算是幸运的，我很有可能被送进集中营。他们从宽处理了我；我被遣送到这里，在小学里为农场工人的孩子们教书。
“战后我没有回到洪堡。部分原因是我认为这里的孩子也与柏林那些聪明的小伙子一样享有我能给予他们的受教育的权利；部分是因为我也不想施教共产党版本的谎言。所以，间谍先生，我不会去报警。”
“那么如果他们抓住我，你不怕我把你供出来吗？”
她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年轻人，如果你到了８８岁的年龄，你也不怕他们会怎样对待你了，因为死神已经快要向你招手了。你为什么来找我？”
“布鲁诺·莫伦茨。你记得他吗？”
“哦，是的，我记得他。他遇上麻烦了吗？”
“是的，小姐，大麻烦呢。他在这里，这附近。他来执行一项任务——为我。
他病了，头脑得了病，精神崩溃了。他躲藏在这里，这里的某个地方。他需要帮助。”
“警察，还有那些士兵，他们是来抓布鲁诺的吗？”
“是的。如果我能抢先找到他，我也许可以提供帮助。把他及时带离。”
“那你为什么要找我呢？”
“他在伦敦的姐姐说，他很少向她说起战时他在这里度过的两年时光。只是说他很不愉快，而且他的惟一朋友是他的学校老师纽曼小姐。”
她的身体前后摇动了好几次。
“可怜的布鲁诺，”她最后说，“可怜的、受了惊吓的布鲁诺，总是被叫喊和痛苦所吓坏。”
“他为什么受了惊吓，纽曼小姐？”
“他出身在汉堡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士的家庭。他的父亲是被炸死的，但他活着的时候肯定在家里说过一些关于希特勒的坏话。布鲁诺被送到魏玛郊外的一个农场主家里寄宿。那农场主是个粗人，经常酗酒。他还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一天晚上，布鲁诺一定是说了几句他从父亲那里听来的话。那农场主解下皮带抽了他一顿，打得很凶狠。后来又多次打过。布鲁诺经常逃出来。”
“他逃到哪里去躲藏，小姐？请说说他躲在哪里？”
“在那个谷仓里。他曾经带我去看过一次。我到农场去与那个农场主论理。在草料场远处有一个谷仓，远离房舍和其他谷仓。他在谷仓阁楼上的干草捆中挖了一个洞。他常常爬进去躲在那里，一直等到那个农场主又喝醉酒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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