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是赫尔曼博士呀，很高兴见到你。是什么风把你吹到科隆来的？”
“是这只包……如果你愿意的话，麦克里迪先生。”
那只包被递了过去。赫尔曼又把它传给了他手下的其中一名特工。他说出来的话很客气。
“来吧，麦克里迪先生，我们德国人是很好客的。让我陪你上飞机。你不想错过这班飞机的。”
他们走向护照检查处。
“我的某一位同事……”赫尔曼提议说。
“他不会回来了，赫尔曼博士。”
“啊，可怜的人啊。但这样也好。”
他们走到护照检查处。赫尔曼博士掏出一只卡，朝移民局检查官晃了晃，于是他们进去了。当航班开始登机时，麦克里迪被陪同着来到了客机的舱门边。
“麦克里迪先生。”
麦克里迪在门口转过身来。赫尔曼最后露出了笑容。
“我们也知道如何去窃听国境对面的无线电通讯。祝你旅途愉快，麦克里迪先生。代我向伦敦同行问好。”
一个星期后，那个消息传到了兰利的中央情报局。潘克拉丁将军被调走了。今后他将负责在哈萨克斯坦的一座军事监狱。
中情局女特工克劳迪亚·斯图尔特是从驻莫斯科使馆的那位男同事那里获悉的。
当军事分析员们在研究那本《苏军战争计划书》的时候，她仍沉浸在来自头号人物的赞赏声中。她准备以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方法来看待这位苏联将军。因此在食堂里吃中饭时，她向克里斯·阿普尔亚德评论说：“潘克拉丁保住了性命和军衔。比在西伯利亚雅库茨克铅矿里服苦役好得多了。而对我们来说，嗯，这比加利福尼亚圣巴巴拉的一栋公寓楼便宜得多了。”
幕间休息１
第二天是星期二，上午，意见听取会继续召开。秘密情报局副局长蒂莫西·爱德华兹表面上装得彬彬有礼，但私下里却希望整个事件能得以尽快结束。与坐在他两侧的那两位处长一样，他也有工作要做。
“谢谢你为我们提醒了１９８５年的事件，”他说，“虽然我感觉到有人也许会指出，对情报界来说现在的形势已经不同了，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丹尼斯·冈特并不这么认为。他知道他有权回忆他的科长在谍报生涯中的任何插曲，以试图说服委员会建议领导改变决定。他也知道蒂莫西·爱德华兹去提出建议的可能性很小，但到意见听取会结束时这种可能性就会很大，而且他希望能感动那两位处长。他站起身，走到档案科的文员那里，向他要另一份卷宗。
山姆·麦克里迪感到闷热，也有点厌烦了。与冈特不同，他知道他的前途渺茫。
他坚持要求召开一次意见听取会纯粹是出于对抗。他把身体靠向椅背，让思绪飘移开去。不管丹尼斯·冈特要说什么，反正那都是他已经知道了的。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一晃已经有３０年了，他一直在世纪大厦和秘密情报局这个小天地里度过，就像是他的全部生涯。他甚至已经不止一次地纳闷过，当初为什么会进人这个奇异的阴影中的天地。他那工人阶级出身的家庭背景从来不曾使他指望过有一天他会成为秘密情报局的一名高级情报官。
他生于１９３９年春天，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一年，是伦敦南部一名牛奶工人的儿子。他对父亲的印象非常模糊，只有一两个零星的记忆片断。
自１９４０年法国沦陷后，当德国空军对英国首都实施夏季的大规模空袭时，襁褓中的他与母亲一起被疏散出伦敦。当时的情景他是没有一丝一毫印象的，那全是母亲后来告诉他的，他们于１９４０年秋天回到了在贫困但干净的诺布利街上的那座小小的房子里，但那时候他的父亲已经参军上战场了。
他记得很清楚的是，家里有一张父母的结婚相片。她披着一身白纱，还拿着花束。她身边的那个大个子男人身材挺拔，穿着一套得体的深色西服，钮扣孔里还插着一株石竹花。照片放在壁炉架上面的一只银镜框里，而且母亲每天要用抹布擦去上面的灰尘。后来，又有一张照片放在了壁炉架上的另一头。那是一个笑眯眯的大个子男人，身穿一件中士军服。
他的母亲每天出门，搭乘公交车去为那些中产阶级的富人家里打扫卫生。她还带来要洗涤的衣物被褥；他还能记起家里的小厨房总是蒸汽腾腾的，因为她全夜忙碌着，为的是到早上时能做好准备。
有一次，那肯定是１９４４年，那个笑眯眯的大个子男人回家来，一把抱起他把他举到了空中，而他则咯咯咯地笑了起来。后来他又离家加入诺曼底海滩的登陆部队，并在进攻卡昂时阵亡。山姆记得那年的夏天母亲一直在哭泣，而他努力想对她说一些话，但不知道说什么好，于是他也跟着哭了起来，虽然他并不知道为什么哭。
第Ｍ 年１ 月，他开始上幼儿园，这样他母亲就可以每天去克罗伊顿，用不着把他托给维阿姨照看了。他认为这是一个遗憾，因为维阿姨在街上开了一家糖果店，常常让他把手指头伸到果汁缸里浸一下再放到嘴里去舔。那一年的春天，德国的Ｖ －ｌ 火箭开始雨点般地袭击伦敦，是从被他们当做跳板的低地国家发射的。他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一天，也就是他６ 岁生日的前一天，一个身着空袭民防队员制服的人来到了幼儿园，他的头上戴着一顶钢盔，手里提着一副防毒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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