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苏联军官是头天晚上抵达的，此前已在伦敦过了一天，基本上是在他们自己的大使馆里度过的。在蒂沃斯陆军基地军官餐厅里吃的第一顿晚饭气氛很正式，甚至显得过分拘谨，但没出事。互相开玩笑和唱歌将在以后安排，也许在他们的第二个或第三个晚上。苏联人知道，在他们１７个人中间至少肯定有５ 个人是在监视其余人的，而且很有可能是互相监视的。
没有人把这一情况告诉过英国军官，而且英国人也不会点明在他们自己的 ３０ 名军官中也有 ４人实际上来自于反间谍部门，是监视者。至少英国的监视者只监视苏联人，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同胞。
ｍｐａｎｅｌ（１）；
苏联军官代表团有两名将军，其中一名来自于摩托化步兵，另一名来自于装甲兵；一名总参谋部上校；来自军事情报局的一名上校、一名少较和一名上尉；空降兵的一名上校，从他那敞领军服衬衣领口露出了蓝白条纹背心的一个小三角，那是特种部队的标志；步兵和装甲兵的各一名上校和一名上尉。此外，还有作战部的一名上校、一名少校和两名上尉；以及通信兵的一名上校和一名少校。
苏联军事情报局简称军情局（ＧＲＵ ），那三名“明摆着”的军情局军官都佩戴着适合他们身份的军徽。只有他们知道，那位通信兵少校和作战部的其中一位上尉也是属于ＧＲＵ 的，但未经宣布。其余俄罗斯军人和英国人都不知道这一点。
英国方面认为没有必要告诉俄罗斯人，即来自英国保安局的２０名特工已被布置在蒂沃斯的军官食堂里，并将留待苏联代表团赴伦敦和在第三天登上返回莫斯科的飞机为止。这些监视员们现正在整理草坪和花床，在餐桌旁端菜倒酒和搞清洁卫生工作。整个晚上，他们将轮班从一个很大的包围圈内的各个有利的地点对这座食堂进行全面监视。因为在几天前国防部的一次会议期间，总参谋长曾对南方军区司令员提起过：“我们必须盯住他们的每一个人。”军事演习按计划准时于９ 点钟开始，并将持续一整天。刚吃过中饭，伞兵团的第二营开始空降跳伞。伞二营的一名少校发现自己正站在那位苏军空降兵上校身边。俄罗斯人正兴致勃勃地观察着。
“我看到，”俄罗斯人评论说，“你们仍喜欢２ 英尺迫击炮。”
“一种有用的兵器，”英国人表示同意，“效果好，而且依然可靠。”
“我同意，”那俄罗斯人用缓慢而带有口音的英语说，“我在阿富汗使用过。”
“确实如此，我在福克兰群岛使用过，”二营的少校说。他心里想，当然他没有说出来，“其区别在于，我们速战速决赢得了福岛战争，而你们正陷人阿富汗战争的泥潭。”
俄罗斯人勉强挤出一丝严肃的微笑。英国人也报之以微笑。狗杂种，俄罗斯人心里想道，他在想我们在阿富汗陷入了泥潭呢。
这两个人都保持着微笑。但他们谁都不可能知道，两年之后在莫斯科新的苏共总书记将下令苏军从阿富汗全部撤走。但现在为时尚早。
那天晚上在蒂沃斯兵营里的晚餐比较活泼轻松。葡萄酒杯频频举起；英军官兵平时难得品尝的伏特加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插科打诨和幽默玩笑打破了语言障碍。
俄罗斯人从他们的摩托化步兵高级将领那里得到了暗示，他似乎对由译员转达的英国将领的话语露出了笑脸，于是他们也放松了。来自作战部的那位少校听了一名英国坦克军人讲的一段笑话后差一点放声大笑，然后他明白他应该是不懂英语的，必须先等译文。
伞兵二营的那位少校发现自己坐在苏联军事情报局的少校旁边。他认为他应该练习一下他学过的几句蹩脚的俄语。
“你会说英语吗？”他用俄语问道。俄罗斯人高兴了。
“会一点，”他回答。然后转为结结巴巴的英语。“恐怕只会一点点。我在家里对着书练习，但说不好。”
“比我的俄语好，我敢肯定，”伞兵军官说，“哦，我叫保罗·辛克莱。”
“对不起。”俄罗斯人说。他转过身来伸出了手，“我是巴维尔·库琴科。”
晚餐吃得很开心，并以酒吧里的唱歌宣告结束，１１点钟时，两队军官走回各自的寝室去了。有些人为第二天早上能睡懒觉而感到高兴——勤务兵将按指示在上午７ 点钟送早茶。
库琴科少校实际上在早上５点钟就起床了。他在他那间单身寝室挂着花边帘子的窗户边坐了２ 个小时。他熄着灯坐在那审视着从军官餐厅经大门通往蒂沃斯的那条道路。他发现，或者他认为发现在朦朦胧胧的凌晨夜色中有三个人在走动，也许是监视者。
他还发现，在６ 点整时，英国军官阿巴思诺特上校出现在几乎是他身下的餐厅正门口，并开始了显然他每天都在坚持的晨跑。他有理由相信这是他的长期习惯——头天早上他已见过这位年长的上校也是出去晨跑锻炼的。
阿巴思诺特上校很容易被人辨认出来，因为他没有左臂。多年前，在海湾的佐法尔山丘地区曾发生过一场几乎被人们忘却了的战争，当时英国特种部队与阿曼新兵并肩战斗，以阻止反政府武装企图推翻阿曼苏丹国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他在与新兵一起巡逻时失去了左臂。富有同情心的军方同意他留在部队里，现在他是蒂沃斯军官食堂的军需官。每天早晨，他沿着那条路跑５ 英里然后返回。他那穿着带有帽罩和蓝色滚边的白色运动服、左臂的空袖子管整齐地钉在左侧衣服上的身影一看就知道是他。库琴科少校已经是第二次若有所思地观察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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