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的军事演习顺利地结束了，最后两国的所有军官一致认为演习裁判员的评分是公正合理的。他们把技术优胜奖颁给了绿军，因为绿军最后把蓝军从蛙山上的阵地逐了出去，并打退了对福克斯考弗特的反攻。第三顿晚餐气氛热烈，宾主频频举杯祝酒，后来由苏军作战部那位年轻的上尉演唱的一曲《卡林卡》获得了全场掌声。俄罗斯军官团定于第二天上午早饭后９ 点钟在大厅里集合，然后坐大客车赴伦敦希斯罗机场。大客车将从伦敦开过来，车上有两名使馆工作人员，为的是送他们到机场和办理登机手续。在演唱（卡林卡）期间，没人注意到阿巴思诺特那个没上锁的房间进去了一个人。那人在１ 分钟后又像进去时一样悄悄地离开了，后来从洗手间方向回来，重新加入到酒吧内的大伙儿之中。
第二天上午６ 点差１０分，一个穿着带有帽罩和蓝色滚边的白色运动服、左侧的空袖管钉在侧面的身影，踏下食堂门前的台阶，转向了大门方向。在２００ 码开外另一栋建筑的楼上窗户边，一名监视者透过窗玻璃发现了这个身影。他作了记录，但没采取行动。
在大门边，当那个身影弯腰钻过拦路木杆时，警卫队的那名下士从警卫室出来举手敬了一个军礼。跑步者因为没戴帽子无法还礼，但还是扬起一只手表示敬礼，然后转向通常的方向，向着蒂沃斯跑了过去。
６点１０分，那下士抬起头来，盯了一会儿，然后转向他的中士。
“我刚才看到阿巴思诺特上校出去了。”他说。
“那又怎么样？”中士问。
“两次了。”下士说。中士已经累了，再过２０分钟他们都可以下岗了。早饭已在等待着他们。他耸耸肩。
“肯定是忘了某一件东西。”他说。以后，在纪律检查意见听取会上，他将后悔说出这种话来。
库琴科少校钻进半英里外的路边几颗树下，脱下偷来的那件白色运动衣，把它藏进了树林底下。当他回到路面上时，他已经是穿着一条灰色法兰绒休闲裤，衬衣和领带外面套着一件花呢西服。惟有他那双阿迪达斯跑鞋与他的那番装束不相协调。
他怀疑，但不能确信在他身后的１ 英里处是否跑动着愠怒的阿巴思诺特上校。上校刚才浪费了１０分钟时间，到处寻找他惯常所穿的那件运动服，后来认为肯定是勤务兵拿去洗涤还没送回来。于是他穿上了那件备用运动服，他没有注意到同时失踪的还有他的一件衬衣、领带、西装、休闲裤和一双运动鞋。
库琴科可以轻松地跑在英国上校的前头，直至阿巴思诺特返身跑回去，但他身后开来了一辆轿车，这省去了他的跑步麻烦。他挥挥手，汽车停了下来。库琴科靠向旅客座车窗边。
“对不起，”他说，“我的汽车抛锚了，在这里后面。我想是不是能请北蒂沃斯一家汽车修理厂的技工去帮助修理？”
“现在时间早了一点，”轿车司机说，“可我能把你带到那里去。上来吧。”
那位英国伞兵少校肯定会对库琴科突然间精通英语而感到惊诧。但仍带有一些外国口音。
“你不是本地人吧？”司机没话找话。库琴科笑了起来。
“我是挪威人。正在游览你们英国的大教堂。”
７点差１０分，那位好心肠的司机让库琴科在沉睡中的北蒂沃斯市中心下了车，自己继续驾车去马尔博罗。他认为以后没有理由再提及这件事，也没有任何人会去问他这件事。
在市中心，库琴科找到一只电话亭，在正好７ 点差１ 分时，他拨了一个伦敦的电话号码，塞进一枚５０便士硬币，开始打电话。在铃声响到第５ 次时，有人来接听了。
“我找罗思先生，乔·罗思先生。”库琴科说。
“是的，我就是乔·罗思。”另一头那个人说。
“真遗憾，”库琴科说，“你明白，我其实希望与克里斯·海斯通话。”
在那套小巧但优雅的梅费尔公寓里，乔·罗思的表情僵住了，他的职业警戒雷达开始运转起来。他才刚刚起床２０分钟，脸也未刮，仍穿着睡衣，正在放洗澡水和准备当天的第一杯咖啡。当电话铃声响起时，他正一手拿着果汁，另一手拿着咖啡从厨房走向客厅。即使对他来说，时间还早，而且他也不是一个睡懒觉的人，况且作为美国大使馆公关助理，他的上班时间是上午１０点，路途距离只有四分之一英里。
乔·罗思是中央情报局特工，但他不是“公司”的伦敦站站长。站长是威廉·卡弗，受西半球处领导。卡弗是一名宣布过的情报官，也就是说有关人员全都知道他的身份和他所从事的工作。按照职位，卡弗作为“公司”驻伦敦的正式代表，是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
罗恩来自于特别项目办公室，是６ 年前才组建的一个部门，如同其名称的含义，其所从事的项目和采取的措施被兰利认为敏感得足以使情报站长以后能声称对此一无所知，即使对美国的盟国也同样。
中情局所有情报官，不管其来自于哪个部门，都有一个真名和一个行动或职业名字。真名，在友好的使馆中，确实是真的。乔·罗思确实是真正的乔·罗思，在外交人员名册里也是这样列着。但与卡弗不同，他是未经宣布的，除了在秘密情报局里的三四名英国对手外。而且他的职业名字也同样只为那么几个人知晓，再加上在美国的几位同事。上午７ 点钟在电话里被人直呼职业名字，而且用的是非英国口音，这无疑是向他拉响了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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