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他谨慎地说，“这里只有乔·罗思。你是谁呀？”
“仔细听着，罗思先生，或者海斯先生。我的名字叫比奥特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奥洛夫。我是克格勃的一名上校……”
“你，别开玩笑……”
“罗思先生，我打电话称呼你的行动名字并不是对你开玩笑。我向美国投诚也不是对我自己开玩笑。而且这就是我要做的。我想去美国，要快。要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无法回到我们那一边去了。没有借口可被接受。我有大量重要的情报要给你们，罗思先生。你必须快点作出决定，要不然趁着现在还有时间我回去了……”
罗思已经在从客厅茶几上抓来的一本便笺纸上作了快速、潦草的记录。那便笺纸上仍遗留着头天晚上与山姆·麦克里迪打扑克时的得分记录。以后他将会回忆起当时的内心想法：上帝啊，如果麦克里迪在听到这个情况，他是会发疯的。他插了一句。
“你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上校？”
“在索尔兹伯里平原附近一座小镇的一个电话亭里。”那声音说。从语法上说，这句英语是近乎完美的。只是明显带有外国口音。罗思曾受过区分口音和确定口音的培训。这种口音是斯拉夫人的，很可能是俄罗斯人。他仍在怀疑到头来可能是山姆·麦克里迪所开的一个疯狂的玩笑，在怀疑时突然间他将会在电话里听到一连串笑声。该死的，今天甚至不是４ 月１ 日愚人节呢。今天是４ 月３ 日。
“三天来，”那声音说，“我一直与一队苏联军官一起在索尔兹伯里参加英国的军事演习。住在蒂沃斯兵营里。我的身份掩护是军情局的巴维尔·库琴科少校。
我在１小时前走了出来。如果我在１小时之内不回去，我就无法再回去了。我回去的路上要花半小时时间。给你３０分钟时间把你的决定告诉我，罗思先生。”
“好的，上校。我同意——到目前为止。我要你在１５分钟内再打电话给我。到时候你就会得到答复。”
“１５分钟。然后我走回去。”那声音说，然后电话搁断了。
罗思快速思考着。他今年３９岁，已在中情局干了１２年。像这样的事情他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但许多人在中情局干了一辈子也从未嗅到过一名苏联投诚者的气味。
但他了解他们，他们也全都了解他，所有外勤特工都受过培训，知道随时都会有苏联人来向他们投诚。
他知道，大多数是经过初步的、试探性的接触之后来的。通常投诚者经过深思熟虑和作了一些准备之后来的。把意向传达给了该地区的情报机关。我要求见面，我要谈论条件。通常，潜在的投诚者被要求留在原处并提供一系列情报，最后才“过来”。如果他要立即过来，至少他要按要求带来一大包文件。在他过来前提供的或者随身带来的情报数量，将影响他的地位、他的奖金和他的生活方式。在谍报行业里，这被称为新娘的代价。
偶尔，仅仅是偶尔，你会遇到所谓的“闯入者”。投诚者在断了他自己的后路之后，突然间冒了出来，无法再回去。那就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了；你要么接受他，要么把他扔进难民营。后一种做法是极少采用的，即使对于像商船船员或一无所知的士兵那样的没有用处的低级投诚者亦如此。通常只是在投诚时如测谎仪证明该人是一个提供假情报的特工时，才会来那么一手的。当这种情况真的发生时，苏联人只能是打肿脸充胖子，从难民营领回该特工并把他带回家去。
有一次，就罗思所知，克格勃追踪一名变节投诚者到了一座难民营并把他消灭了。因为他没能通过测谎仪的测试，即使他说的是真话。机器把他的紧张译解为说谎。真是一场厄运。当然，那是过去的事情；现在的测谎仪性能已经好得多了。
现在这里有一个人自称是克格勃的一名上校，想闯进来。没有事先的招呼。没有讨价还价。没从最近任职的克格勃驻勤处带来一箱文件。而且投诚地是在英国的首都。不是中东或拉美。而且是向美国人，不是英国人。或许他已经接触过英国人了？被回绝了？罗思的思绪在闪动着各种可能性，而时间则在一分一秒地流逝。
现在是早上７点零５分，华盛顿时间凌晨２点零５分。人人都在酣睡。他应该打电话给凯文·贝利，特别项目办主任，他的上司。毫无疑问，现在肯定是在华盛顿郊区的乔治城呼呼大睡。但是时间……没有时间了。他打开墙上的一只文件柜，取出了他的私人笔记本电脑。他快速插入到在格罗斯文纳广场的美国使馆地下室里的主框之中。他把电脑进人加密模式并请主框查询已为西方所知的克格勃高级官员。
然后他询问：比奥特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奥洛夫是谁。
阴影世界里的其中一件奇事是其内部存在着俱乐部般的气氛。飞行员们共享着那种同志间的友谊和忠诚。伞兵和特种部队官兵亦如此。
职业专家们是互相尊重的，即使是跨越国界的竞争对手之间，或是含有敌意的交战双方之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空军和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飞行员之间极少互相仇恨，他们把那种感情留给了狂热分子和老百姓。职业人员忠诚地为他们的政治主子和官僚服务，但他们通常愿意尊重其他具有神秘技能的同行，甚至是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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