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这架飞机起飞前的５ 个小时，蒂沃斯与伦敦之间已经闹翻了天，英国军方、国防部、保安局和苏联使馆之间已经吵得不可开交。
上午８点钟左右，苏联军官团已经在军官食堂的餐厅里集合吃早饭，还轻松地与他们的英国对手一起聊天。到８ 点２０分时，一共到了１６名军官。他们已注意到库琴科少校没来，但没有引起警觉。
大概９点差１０分时，１６名俄罗斯军官带着行李重新在大厅集合时，又注意到库琴科少校没来。一名勤务兵被派到他的房间去催他。那辆大客车已经等在了门外。
勤务兵回来报告说少校的房间没人，但他的行李仍在那里。两名英国军官和两名俄罗斯人一起去找他。他们发现那张床是睡过的，毛巾是潮湿的，而且库琴科的所有衣物都在，表明他应该在这里附近的某个地方。对走廊头里的浴室（只有两位苏联将军住在有浴室的套房里）进行了搜查，但没见到人。厕所也去检查了，但里面是空的。到这个时候，两位苏联将军（包括其中一位军情局上校）的脸上已经找不到一丝温和的表情了。
英国人也开始担心。对整栋食堂大楼进行了一次全面搜索，但结果仍是一无所获。一名负责情报的英军上尉溜出去通知来自保安局的那些隐身“监视者”。他们的记录表明，那天早上有两个身穿运动衣的军官出去跑步，但只有一个返回。一只狂怒的电话打给了大门警卫室。夜班记录表明只有阿巴思诺特上校离开过，但他已返回。
为解开这个谜团，那位警卫兵下士被从床上叫起来了。他叙述说阿巴思诺特上校出去了两次。在对证时，阿巴思诺特上校坚决否认他出大门后回来然后再出去。
对他房间的搜查发现少了一件白色运动服，还有西装、衬衣、领带和休闲裤。情报官上尉赶紧跑回去向英国将军作了悄悄的汇报。英国将军的脸拉长了，他请那位苏联的高级将领与他一起去他的办公室。
当苏联将军从办公室出来后，他的脸气得煞白，他命令让一辆公务轿车立即送他去在伦敦的苏联大使馆。剩余的１５名俄罗斯军官已大致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开始交头接耳议论起来，他们的脸上失去了血色。英国人开始打电话。
英国将军在电话里向伦敦的总参谋长作了情况的详细汇报。兵营里的监视组组长也向在伦敦柯桑街的保安局总部上司报告了这一事件。他的上司直接向副局长作了汇报。保安局副局长立即怀疑是ＴＳＡＲ在插手。ＴＳＡＲ是保安局有时候对秘密情报局的一种友好的称呼，是ＴＨＯＳＥ ＳＨＩＴ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ＲＩＶＥＲ的缩略语，意思是：河对岸的那些小子。
在泰晤士河南岸的世纪大厦里，秘密情报局局长助理蒂莫西·爱德华兹接到了柯桑街的一只电话，但否认秘情局与该事件有任何关系。当他搁下电话后，他按了一下办公桌上的一只蜂鸣器并嚎叫起来：“让山姆·麦克里迪马上到这里来，好不好？”
到中午时，那位俄罗斯将军已由军情局上校陪同一起待在了位于肯辛顿宫花园的苏联大使馆里了。与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使馆的武官随员，他的对外身份是步兵少将但实际上是军情局的一名少将。这三个人都不知道库琴科少校的真实身份是克格勃的奥洛夫上校——这个秘密只有在莫斯科的联合计划参谋部的极少数高级军官所知晓。其实，假如这三个人知道了这一情况的话，他们肯定会轻松地舒出一口气的，克格勃出丑最能使苏联军人开心。现在，在伦敦，他们感到因为失去了一名军情局的少校，莫斯科会对他们作出反应而忧心忡忡。
在切尔特南，英国政府通讯总局的监听站注意到并报告了苏联使馆与莫斯科之间突然增加的无线电通讯，既有外交的也有军事的加密通讯。
中饭时，苏联大使列昂尼德·扎姆耶京向英国外交部提出强烈抗议，声称库琴科少校遭到绑架，要求立即把他释放。抗议书当即由外交部直接下发给了各安全机关。但这些机构的头头全都举起手，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没见到他。
早在中午之前，英国人的吃惊程度已经不亚于苏联人的愤怒程度了。库琴科（他们仍在这样称呼他）所作出的“跑步者”方式是异乎寻常的。叛逃者去投诚并不是去某个酒吧喝啤酒那样简单；他们会寻求避难圣所，通常是事先有过准备。假如库琴科跑进一个警署，威尔特郡警察局就会立即通知伦敦。由于英国的所有安全机关均声称不知道，那只能是在英国国土上的其他谍报机构所为。
美国中央情报局伦敦站站长威廉·卡弗正处于尴尬的境地。罗思在空军基地不得不与兰利联系，以搭上美国空军的飞机，而兰利再把情况告诉了卡弗。卡弗知道关于这种事情的英美协议原则——美国人在英国人鼻子底下不打招呼而把一个苏联人策反出英格兰，是一项十分冒犯的举措。但卡弗接到指示要拖延至那架军用飞机离开英国领空。于是整个上午他采取了躲起来的策略，然后要求在下午３ 点钟紧急约见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助理蒂莫西·爱德华兹。卡弗迟到了，因为他坐在相隔三个街区的汽车里直至他通过车载电话获悉那架军用飞机已经升空。当他在世纪大厦里见到爱德华兹时已是３ 点１０分，那架美国喷气飞机正掠过布里斯托尔海峡和爱尔兰南部，直接飞往大洋彼岸的马里兰州。
52书库推荐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