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习惯在他的私宅里会见年轻和级别较低的中情局职员,但被他召来的除外,现在他在一把皮沙发里落座,并做手势示意罗思坐到他的对面,然后静静地询问登门造访的事由。罗思仔细地向他作了汇报。
局长已有70多岁了,对于担当的这个职务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年龄,但他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曾在战略情报局工作,把间谍派往纳粹占领下的法国和低地国家。战后,因战略情报局的解散,他回归平民生活,从父亲手里接管一家小工厂并把它发展成一个大型的联合企业。当中央情报局创办起来以接续战略情报局时,第一任局长艾伦·杜勒斯请他到局里担任职务,但他谢绝了。
多年以后,作为一名富人和共和党的一名主要捐款人,他已经注意到并主动去接近了一位正在竞选加州州长的走红的前演员。当罗纳德·里根当上总统后,他邀请他的值得信任的朋友出任中情局局长。
这位局长笃信天主教,丧妻多年,是一名道德行为极为严谨的清教徒,在兰利内部被认为是“一个顽强的老家伙”。他重视才能和知识,但他的感情是忠诚。他曾经知道一些好朋友被送进了盖世太保的刑讯室,因为他们被出卖了。变节出卖是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容忍的一件事。对于叛徒他只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厌恶。在这位局长的心目中,对待他们决不能有丝毫的仁慈。
他仔细地倾听着罗思的叙述,他的眼睛注视着煤气柴火壁炉,但在这种天气温暖的夜晚炉内没有火焰。他没有流露出他的感受,只是绷紧了嘴巴周围的肌肉。
“你是直接来这里的吗?”当罗思说完时他问道。“你没对其他人说过吧?”
罗思解释了他是如何过来的,像一个窃贼那样在夜色下溜进了他自己的国家,使用的是一本假护照,还兜了一个圈子。那位老人点点头;他自己曾有一次也是那样溜进了希特勒侵占下的欧洲。他站起身走到一张古董侧桌旁,提起桌上的一只白兰地酒瓶倒了一杯,然后停顿下来宽慰地拍拍罗思的肩膀。
“你做得对,小伙子。”他说。他把白兰地递给罗思,但年轻人摇摇头。局长继续问:“17年了,你是这样说的吧?”
“根据奥洛夫的说法。我的所有上级领导,一直到副局长弗兰克·赖特,都在中情局工作了那么长时间。我不知道还能找谁汇报。”
“你当然不知道了。”
局长回到椅子里坐下后陷入了沉思。罗思没去打断他的思绪。最后老人说:“只能找保安处。但不能找处长。毫无疑问他是绝对忠诚的,但他已经干了25年。
我要让他去休假。还有一位聪明的年轻人,是他的副手,以前当过律师。我不知道他是否在我们这里干了15年以上。”
局长让一名助手打电话去查核。经查明确认,保安处副处长41岁,15年前从法学院毕业加入中情局。他被从在亚历山大的家中召过来的。他的名字叫马克斯·凯洛格。
“他从来没在安格尔顿手下工作过,”局长说。“他的姓氏以字母K 开头。”
刚过午夜,马克斯·凯洛格慌慌张张而又忧心忡忡地来到了。当家中的电话响起来时他正要准备上床睡觉,他惊奇地听到局长本人在给他打电话。
“告诉他,”局长说。于是罗思重复了一遍刚才说过的事情。律师眼睛一眨未眨地全听进去了,没有遗漏任何细节,提了两个补充的问题,没做记录。最后他问局长:“为什么找我?哈里在城里嘛。”
“你只与我们一起干了15年。”局长说。
“啊。”
“我已经决定让奥洛夫——吟游诗人,不管我们怎么称呼他——留在英国阿尔康伯里,”局长说。“他在那里比回到这里安全,甚至更为安全。把英国人支开,乔。告诉他们吟游诗人刚刚吐露出更多的只涉及美国利益的情报。告诉他们待我们核对完毕后会恢复他们的接触机会。”
“你们上午飞过去……”他看了一眼手表,“……今天上午坐特定的航班直接去阿尔康伯里。无清规戒律约束,现在,太晚了,风险太大了,奥洛夫会明白的。
让他和盘托出,我要了解全部情况。我要知道两件事,要快。这是否真实,如是,那么是谁。”
“现在,你们两人为我工作,只为我工作,直接向我汇报。不准截留,不要提问,把问题留给我,我会在这里处理问题的。”
老人的眼睛里重新出现了一股杀气。
罗思和凯洛格试图在从安德鲁斯飞回到阿尔康伯里的格鲁曼飞机上睡一会儿。
当他们抵达后他们仍萎靡不振,浑身疲乏。自西往东的飞行总是最糟糕的。幸好两人都不饮酒,只喝水。他们几乎没有洗漱就去了奥洛夫上校的房间。当他们进去时,罗思听到了从录音机中播放出来的熟悉的加芬克尔的歌声。
很适合呢,罗思严肃地想;我们又来与你谈话了。但这次不会有沉默了。
但奥洛夫就是合作的本身。他似乎听任于他现在已经吐露了他的最后一项珍贵的“保险”这一事实。新娘的代价已全部提供了。惟一的问题是求婚者能否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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