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在审讯室里说。凯洛格已经选择了关去麦克风和磁带录音机。他有自己的便携式录音机，再加上他自己的手写笔记记录。他不需要复制任何其他磁带，也不需要任何其他中情局职员在场。那些技术人员被支开了；克罗尔和另两个人警卫着通往那扇隔音门的廊道。技术人员的最后一项工作是彻底检查和清除该房间里的窃听器。他们宣称房间已经清洁，但对这种新的做法感到迷惑不解。
“我发誓确实如此。他只被称为雀鹰间谍，而且是由德洛兹多夫将军亲自操纵。”
“他是何时何地被招募的？”
“我相信是６８年或６９年在越南时。”
“相信？”
“不，我知道是在越南。我当时在计划部门，我们在那里搞一次大行动，主要是在西贡及其附近。当地招募的助手是越南人，当然，是越共；但我们也有自己的人。其中一人报告说越共带给他一名牢骚满腹的美国人。我们当地的驻勤特工开导并感化了他。１９６９年年末，德洛兹多夫将军亲自赴东京去与那个美国人谈话。就在那时候他被命名为雀鹰代号。”
“这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当时负责各项安排、建立通讯联络和转移资金。”
他们谈了整整一个星期。奥洛夫回忆起在那些年月里把钱款付进去的银行，并通过这些银行进行转账。随着岁月的流逝，资金也逐年增加，很可能是因为职务的提升和产品价值的提高。
“当我调到非法局在德洛兹多夫将军直接领导下工作时，我与雀鹰的关系继续维持着。但现在不是涉及银行转账，更多的是行动方面。如果雀鹰告诉我们一个反对我们的间谍，我就会通知合适的部门，通常是行动实施部门，被称为‘湿事务’，他们会去消灭那个敌对特工，如果他不在我们的领土上；或把他抓起来，如果他在我们国内。我们用那种方法已经搞掉了四名反卡斯特罗分子。”
马克斯·凯洛格记下了一切细节情况，晚上重新听磁带。最后他对罗思说：“只有一个人的生涯与所有这些指控相符。我不知道是哪个人的，但档案记录可对此作出证明。现在，这是一个交叉核对的问题，每时每刻的交叉核对。我只能在华盛顿的中央档案馆里做这项工作。我必须回去。”
第二天他飞回美国去了，在乔治城的那座庄园里向中情局局长汇报了５ 个小时，然后把自己关在了档案记录之中。他有中情局局长亲自签发的命令，谁也不敢对凯洛格说不。虽然有保密规定，但谣言开始在兰利传播。出了什么事，引起了职员们的恐慌，而且那肯定与内部保安有关。士气开始低落了，这些事情永远不可能真正捂住。
伦敦北部的戈尔德斯山丘有一片石南属植物丛生的地方，叫哈普斯特荒地，里面饲养着一些鹿、羊、鸭子和其他野禽。旁边还有一个附属的小公园。在马克斯·凯洛格飞回华盛顿的那天，山姆·麦克里迪与基普赛克在那里会面了。
“使馆里的事情不太妙，”基普赛克说。“那个Ｋ 线的人根据莫斯科的命令，已经开始查问多年前的卷宗。我认为一项安全检查，很可能针对我们在西欧的所有使馆，已经开始了。该调查迟早会收缩到伦敦使馆。”
“有没有什么事要我们帮助的？”
“有可能。”
“讲吧。”麦克里迪说。
“如果我能给他们某种真正有用处的情报，那倒是能起到帮助作用的。”
对于一名在位的投诚者来说，如果年复一年从来没能提供任何情报，那是会引起怀疑的。所以习惯上应由他的新主子给他一些真正的情报，让他发回家去以此证明他是一名很好的特工。
基普赛克已经告诉麦克里迪他所知道的在英国的每一名真正的苏联间谍。这占了苏联在英国间谍的大部分。英国没把他们全部抓起来——这样会毁掉这项游戏。
有些被调离了机密岗位，不是以一种明显的方式，而是缓慢地在人员调整时进行。
有些得到了提升，但失去了处理机密文件的机会。有些还能看到机密材料，但这些文件都被做了手脚，它们的害处要大于益处。
基普赛克还被允许“发展”了几名新的间谍以向莫斯科证明他的价值。其中一名是秘情局本身的档案室一名文员，他是绝对忠于英国的，但他按上级的命令把“情报”传给苏联人。莫斯科对招募到这个代号叫“貂熊”的间谍一直很高兴。已商定貂熊将在两天后把由丹尼斯·冈特起草的一份备忘录传递给基普赛克。备忘录的大意是，奥洛夫现被隐藏在阿尔康伯里，在那里，美国人已经完全听信了他的故事，英国人也是如此。
“奥洛夫的事情怎么样了？”基普赛克询问。
“一点消息也没有了，”麦克里迪说。“我与他一起待过半天，没什么收获。
我认为我在乔·罗思的心中播下了一些怀疑的种子，在阿尔康伯里和在伦敦。他回到阿尔康伯里，又与奥洛夫谈了，然后飞回美国去了，用的是一本不同的护照，以为我们没有发现他。好像走得很匆忙。他现在还没有重新出现，至少没有经过一个商业性的机场，也许是搭乘一架军用飞机直接飞进了阿尔康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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