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极度劳累、筋疲力尽，他所完成的工作量通常需一个工作小组在双倍的时间内方能完成。他的眼睛周围已出现了黑眼圈。
局长坐在橡木老餐桌的对面。那桌子是他专门吩咐后放在他们中间的，以摊放大量的文件资料。这位老人似乎佝偻在他的那件吸烟罩衫内，灯光照在他那歇了顶的起皱的头皮上，眉毛下他的那双眼睛注视着凯洛格，并不时地闪向递过来的文件。
当凯洛格最后说完了时，他问：“没有疑点了吧？”
凯洛格摇摇头。
“吟游诗人提供了２７点证据。２６点相符。”
“全是非主要的细节证据吗？”
“是的，除了三名银行出纳员的证词，他们确认了身份——从照片上，当然。”
“光凭细节证据能确定一个人有罪吗？”
“能，先生。这有许多先例和大量的文献，认定谋杀并不是非有尸体不可。”
“不需要供认吗？”
“没必要。而且几乎肯定不会供认的。这是一个聪明、老练。顽强和非常有经验的特工。”
中情局局长叹了一口气。
“回家去吧，马克斯。回到老婆身边去吧，保持沉默。我再次需要你时会派人来叫你的。没有我的话你不要回到局里去。休息一下，好好休息一下。”
他朝房门挥了一下手。马克斯·凯洛格起身离开了。老人召来一名助手，命令拍发一份仅供看阅的加密电报给伦敦的乔·罗思。电文上简单地写着：立即返回，老路线。向我汇报，老地方。上面签了一个编码的单词，以向罗思表示该电报直接来自于中情局局长。
在那个夏日的夜晚，乔治城的阴影加深了，一位老人心头的阴影也加深了。局长孤独地坐着，他想起了过去的岁月，想起了朋友们和同事们。那是一些年轻有为的男人和女人，被他派往大西洋彼岸，但因为一名奸细、一名叛徒，他们死在了审讯室里。那时候是没有借口的，没有马克斯·凯洛格去筛选出证据；那时候也没有仁慈——对一名告密的奸细是没有仁慈的。他凝视着放在他面前的那张照片。
“你这个狗杂种，”他柔和地说。“你这个吃里执外的双料特务。”
第二天，一名信使走进麦克里迪的办公室，放下一只从译码室取来的信封。麦克里迪正忙着，他示意丹尼斯·冈特拆开来。阿特看过一遍，吹起了口哨，并把电文递了过去。这是来自于兰利的中情局一份请求：凯文·贝利在欧洲度假期间不得接触机密情报。
“奥洛夫？”冈特问。
“让我说中了，”麦克里迪说。“可我该如何使他们相信呢？”
关于这事他作出了自己的决定。他用一只死信箱给基普赛克发去一份信息，要求尽快会面一次。
中午时分，他接到ＭＩ－５ 局机场驻勤处发过来的一份例行情况通报。该通报说，乔·罗思又离开伦敦赴波士顿了，还是使用同一本假护照。
同一天晚上，因跨越大西洋两节省了５ 个小时时差的乔·罗思，坐在了中情局局长庄园内那张餐桌的旁边。局长坐在他的对面，马克斯·凯洛格坐在他的右边。
老人神情严肃，而凯洛格只是紧张。头天晚上当他抵达在亚历山大的家中时起，至被用电话召回到乔治城之间，他差不多睡了整整２４个小时。离开时他曾把他的所有文件和资料都给了局长，但现在它们又出现在他的眼前了。
“重复一遍，马克斯。从头开始。就像你向我报告过的那样。”
凯洛格看了一眼罗思，扶了扶眼镜，从高高的一堆文件中拿起了最上面的一份。
“１９６７年５ 月，凯文·贝利作为一名驻勤情报官被派往越南。这是对他的任命书。他被分配到‘凤凰计划’小组。这你是听说过的，乔。”
罗思点点头。在越南战争高峰期，美国人组织了一次行动，试图扭转因越共采取在当地人口中通过有选择的公开和野蛮的杀戮而造成的被动局面。方法是用反恐怖对付恐怖分子，以查明和消灭越共积极分子。那就是凤凰计划。到底有多少个越共嫌疑分子未经证明或审判而被送上了西天，从来未有过统计数字。有人估计该数字有２ 万，中情局估算为８ 千人。
到底多少个嫌疑分子是真正的越共也仍然是一个谜，因为越南人很快形成了一种把任何怀恨的对象指控为越共。人们家族世仇。部族争斗、土地争议，甚至因债主亡故而欠债未还而受到了指控。
受指控的人通常被交给了南越秘密警察或南越军队。他们所经历的审讯和死去的方式可堪称为别出心裁。
“有些年轻的美国人，刚从美国出来，看到了那里不堪人目的血腥场面。有些人离开了，有些人需接受心理治疗。一个人转变了，内心转变了，转向交战对方的立场上去了。那个人就是凯文·贝利，如同乔治·布莱克在朝鲜时变节一样。这方面我们没有证明，因为变节发生在一个人的内心深处，但后来的证明表明这种假设是绝对合理的。”
“１９６８年发生了我们所称的高潮经历。贝利在那次大屠杀后４ 个小时出现在美莱村。你还记得美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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