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思又点点头。这全是在他的青年时代发生的事情。这事他记得很清楚。１９６８年３ 月１６日，美军一个步兵连来到了一个叫美莱的小村庄，他们怀疑村里也许隐藏着越共或越共的同情者。至于他们究竟为什么会失控并变得狂暴，只是后来才不太确切地有过总结。当时在他们的提问没有得到答复时，他们立即就开枪了，而射击一旦开始就没有停止，直至４５０ 多名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少被打死后横七竖八地躺满了村子。１８个月以后这消息才传到美国，差不多３ 年后连长威廉·卡利中尉才被军事法庭认定有罪。但凯文·贝利是在４ 个小时后到达现场的，而且全都看见了。
“这是他在当时写的报告，”凯洛格说，一边递过来几张纸，“是他自己手写的。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由一个被吓坏了的人所写的。不幸的是，似乎这次经历使贝利成了一个共产党的同情者。
“６ 个月后，贝利报告说他招募了两个越南表兄弟，阮文卓和武原干，并把他们渗入到越共自己的情报组织中去了。这是一次漂亮的行动，是许多成果中的第一个。按贝利的说法，他把那两个人操纵了两年。但按奥洛夫的说法，情况恰恰相反。
是那表兄弟俩操纵了他。看这个。”
他递给罗思两张照片。一张照片是两名越南男子，拍照时的背景是丛林。一个人的脸上被打了一个叉，表明他现在已死。另一张照片拍摄的时间晚得多了，背景是一个楼下阳台，放着几把藤椅，一组越南军官在休息、喝茶。那个端茶的服务员在对着镜头微笑。
“那服务员后来成为难民，坐木船到了香港。这张照片被他视为珍宝，但英国当局对这群军官很感兴趣，于是拿走了照片。看服务员左边的那个人。”
罗思看了一下。那是阮文卓，已老了１０年，但是同一个人。他佩带着高级军官的肩章。
“他现在是越南反间谍局局长，”凯洛格说。“论点得到了证明。”
“接下来我们有吟游诗人的宣称，即贝利是在西贡被交给了克格勃。吟游诗人说出了现已死去的一个瑞典商人的名字，那是１９７０年时克格勃在西贡的驻勤特工。
我们自１９８０年起就已经知道那商人并不是如他自己所说，而且瑞典的反间谍机构早就剥去了他的伪装。他根本不是来自于瑞典，所以他很可能来自于莫斯科。贝利很可能见过他，只要他想见。
“接下来是东京。吟游诗人说同年，也就是ＩＷＯ 年，德洛兹多夫亲自去过那里，并接管了贝利，给他起了个雀鹰的代号。我们不能证明德洛兹多夫当时在东京，但吟游诗人把日期说得很准确。而那段时期贝利是在那里。这里是他乘坐美利坚航空公司、我们自己飞机航班的行程。全都相符。他于１９７１年回到美国，已是一个死心塌地的克格勃特工。”
此后，贝利在中南美洲担任过两个职务，在欧洲担任过三个职务。在中情局领导层里爬上高级情报官的职位后，他还多次去过欧洲视察驻外情报站。
“你喝点饮料吧，乔，”局长咆哮着说。“事情越来越糟糕了。”
“吟游诗人说出了四家银行的名字，他在莫斯科的工作部门把付给那叛徒的现金存进这些银行。他甚至还记得那些转账的日期。这是四个账户，分别属于他报出了名字的那四家银行，在法兰克福、赫尔辛基和维也纳。这些是存款单，是大额现金。支付全是在账户开立后一个月以内。一张照片让四名出纳看了；有三名指认照片中的人就是开立账户的人。这张照片。”
凯洛格把凯文·贝利的一张照片从桌面上移过去给罗思。罗思凝视着那张脸，似乎那是一个陌生人脸。他难以置信。他与那个人一起吃过饭、喝过酒、见过他的家人。照片上的那张脸毫无表情地回视着他。
“吟游诗人给了我们克格勃说占有的５ 份情报，而这些情报是不该由克格勃占有的。还有这些情报被克格勃获得的时间。每一份情报只有凯文·贝利和其他极少数几个人所知晓。
“即使贝利所获得的几次成功，就是使他官运亨通的几次漂亮的行动，也是由克格勃向他泄露了情报，是克格勃所作出的真正的牺牲，以巩固他在我们中间的地位。吟游诗人说出了由贝利所开展的四项行动的名称。他说对了。除了他声称这些行动全是由莫斯科同意的，而我们担心他这句话也是对的，乔。”
“这样，奥洛夫方面共有２４项准确的证据，其中２１项对应起来了。还剩下３ 项，全是最近的事。乔，那天奥洛夫在伦敦打电话给你，他称呼你什么名字？”
“海斯。”罗思说。
“这是你的职业名字。他是怎么知道的？”
罗思耸耸肩。
“最后，我们来看看奥洛夫指名后发生的两名间谍被杀事件。贝利告诉过你把奥洛夫的产品先交给他，当面递交，是吗？”
“是的，但那很正常。这是特别行动的项目，应该是机密材料。他要先核对一下。”
“当奥洛夫说出了那个英国人——米尔顿—赖斯时，贝利先生得到了消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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