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我们相信奥洛夫告发了凯文·贝利。”
基普赛克吹了一声口哨。
“那么高级的情报官呀。嗯，嗯，凯文·贝利本人。这么说他就是波特金计划的目标。山姆，你必须说服他们，他们搞错了，那个奥洛夫是在说谎。”
“我不能呀，”麦克里迪说。“我已经试过了。可他们已经打定了主意。”
“你必须再作尝试。这里的一条生命处在危险之中了。”
“你真的认为……”
“哦，是的，老朋友，我是这么认为，”那俄罗斯人说。“中情局局长是一个性情暴躁的人。我认为他决不允许在他的总统当政期间出现一个比其他所有丑闻都加起来还要大的特大丑闻。他将会选择悄悄处理的方法。让人们永远不知道。但当然，这是行不通的。他会认为如果采取了这种行动，事情就永远不会泄漏了。可我们知道得更多，对不对？谣言很快就会开始传播，因为克格勃会去进行煽风点火。
他们是精于此道的。
ｍｐａｎｅｌ（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奥洛夫已经赢了。如果贝利遭到逮捕和审讯，这会在公众中造成极大的形象损害，他已经赢了。如果贝利销声匿迹而消息泄漏出来，中情局的士气将会落到最低点，而他已经赢了。如果贝利被逐出且被剥夺年金，他将声称他是清白的，这样不同的意见将会争论许多年。同样，奥洛夫也会是赢家。你必须要说服他们。”
“我已经试过了。他们还是认为奥洛夫产品价值巨大而且是纯净的。他们相信他。”
俄罗斯人注视着船尾下面泛着泡沫的泰晤士河水。在远处，先是码头重建区，然后是一大堆起重机和部分毁坏和废弃了的仓库在慢慢地向后退去。
“我是否告诉过你我的烟灰缸理论？”
“没有，”麦克里迪说，“我认为你没说过。”
“当我在克格勃培训学校当教员时，我告诉我的学员们；把一只玻璃烟灰缸摔成三片。如果你发现了一片，你只是知道你有了一片玻璃。如果你发现了两片，你知道你有了一只烟灰缸的三分之二，但你无法掐灭香烟。要具有整个可使用的物品，你需要该烟灰缸的全部三片。”
“那又怎么样？”
“奥洛夫提供的全部情况仅仅构成了整个烟灰缸的一片或两片。他实际上从来没给过美国人一只完整的烟灰缸。多年来苏联视为珍宝的某种真正秘密的东西是不愿给出去的。请他们给奥洛夫做一次严峻的考验。他会失败的。可是我，当我出来时，会带来整个烟灰缸。然后他们就会相信了。”
麦克里迪沉思着。最后他问：“奥洛夫会知道‘第五个人’的名字吗？”
基普赛克想了一会儿。
“几乎可以肯定，尽管我不知道，”他说。“奥洛夫在非法局工作了多年。我从没去过。我一直在ＰＲ线，在使馆外开展行动。我们都去过纪念室——这是训练时的一项基本内容。但只有他见过那本‘黑书’。是的，他会知道那个名字。”
纪念室位于捷尔任斯基广场２ 号克格勃总部的深处，像是这座邪恶的大楼里的一处圣地，被当代的克格勃官员用以纪念他们的先辈。挂在那里的画像有阿诺德·德伊茨、特奥多尔·马利、阿纳托利·戈尔斯基和尤里·莫丁，他们曾是被克格勃从英国人中招募过来的那个最具破坏力的间谍网的招募人和管理员。
招募工作发生在３０年代中后期，主要对象是英国剑桥大学的一组青年学生。他们全都热衷于共产主义，其他许多人也同样如此，但后来又放弃了。有五个人没有放弃，继续为莫斯科效劳。他们的成就相当辉煌，时至今日他们被称为“五位名人”或“五位明星”。
其中一个是唐纳德·麦克利思，他从剑桥毕业后就加入外交部。４０年代末他在英国驻华盛顿使馆工作，把美英联合研制的新型原子弹的几百份绝密情报传给了莫斯科。
另一个人也是外交部的，名叫盖伊·伯吉斯，是一个烟鬼、酒鬼和狂热的同性恋者，但他逃过了受除名的处罚。他充当了麦克利息及他们的莫斯科主子之间的交通员和中间人的角色。这两个人最后于１９５１年暴露了真面目，得到消息后躲过逮捕并逃到了莫斯科。
第三个人是安东尼·布伦特，也是一个同性恋者，是为莫斯科服务的一名知识精英。他努力开发自己对艺术史方面的才能，由此他逐步当上了女王私人艺术藏品的鉴赏家和该领域的一名骑士。是他在１９５１年向伯吉斯和麦克利息透露了即将遭逮捕的消息。在厚着脸皮搞了一系列的调查之后，只是到了８０年代才最后曝光，被剥夺了荣誉并受到了侮辱。
最成功的人是基姆·菲尔比。他加入了秘密情报局并升到了苏联科科长的职务。
１９５１年伯吉斯和麦克利恩出逃苏联他也负有责任。他受到了审讯，但什么也没承认，被秘情局撤了职，只是最后于１９６３年才从贝鲁特逃往莫斯科。
这四个人的画像都挂在纪念室里。但还有第五个人，而第五张像是一个黑方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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