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布赖恩神父知道，他那些在爱尔兰事业中的可信赖的朋友确实需要那种赏赐。
来自美国的资金已经减少了；爱尔兰政府，即被奥布赖思神父称为叛徒的那些人，经常性地呼吁不要给爱尔兰共和军资金和武器的援助，已经起到了作用。对来自于的黎波里的召唤不加理睬是不明智的。问题在于要找一个较好的借口，以便再次快速出行。
最理想的是，奥布赖恩神父能获得几个星期的休息。但他三天前刚从阿姆斯特丹返回，显然是去参加了那次“需要的战争”研讨会。
ｍｐａｎｅｌ（１）；
当他在欧洲大陆期间，他曾溜出阿姆斯特丹，使用他早先存放在乌德勒支的资金用假名长期租赁了两套公寓，一套在荷兰罗尔蒙德，另一套在西德明斯特。这些公寓以后将成为那些年轻的勇士们的安全房，他们要到那里去执行打击敌人的行动。
旅行，对奥布赖恩神父来说，是他的生活中的一个经常性的部分。他的教会从事传教及促进耶稣教广泛联合的工作，而他是该教会组织的国际秘书。这是进行那种战争的最佳身份掩护。不是“需要的战争”，而是反击英国人的战争。自从多年前他在伦敦德里捧住那个临死的年轻人的破裂的头颅，看见英国伞兵跑向街头、做了祈祷，并立下了他的教会和主教所不知晓的他自己的另一个誓言之后，反抗英国人已经成了他的职业和生活。
从此以后，他已经积聚起对海峡对面那些人的深仇大恨，并把自己的工作贡献给了爱尔兰事业。１０年来他一直是当地爱尔兰共和军的主力国际“协调人”。他已经筹集了资金，把经费从一个隐蔽的银行账户转移到另一个，制作了假护照，安排了安全接取和储存塑胶炸药和跳动开关。
在他的帮助下，在伦敦摄政王公园和海德公园的那些炸弹把那些年轻的管乐队队员们炸得四分五裂；在他的协助下那辆装有尖刀的马车在伦敦哈罗兹旁边的街道上横冲直撞，刺破了行人的肚子，割断了他们的肢体。他对于必须这么做而感到遗憾，但又认为这是正义的。他将在报刊上看到这些事件的报道，并在庄园的电视室里与他那些吓得心惊肉跳的同事们一起观看电视新闻播放；而且当教区里的同事相邀时，他照样能以平静的心灵去主持弥散仪式。
在那个春天的上午，他的问题已被《都柏林报》上的一份小小的声明所解决。
这份声明他在喝早茶时已经读过了，现在仍放在他的床上。
他的房间同时也是他的办公室，而且他还有自己的电话。他打了两个电话。在打第二个电话时，他得到了热情的答复并被邀请参加已在报纸上宣布过的那个朝觐团活动。然后他去见他的上司。
“我需要那种经历，法兰克，”他说。“如果我留在办公室里，电话老是响个不停。我需要安静和时间去祈祷。如果你能同意，我倒是愿意去的。”
上司看看那份日程并点了点头。
“带上我的祝福，德莫特。你在那里要为我们大家祈祷。”
朝觐是一个星期以后的事情。奥布赖恩神父知道他不需要报告军事委员会请求他们的同意。当他回来时能带来消息，那样会更好。如果没有消息，那也没有必要去麻烦军事委员会。他发了一封信给伦敦，付了额外的加快费以确保能２４小时随时投递。他知道该信件能在三天内抵达利比亚人民办事处——利比亚政府对其大使馆的称呼。那样能使的黎波里有足够的时间作出他们的安排。
朝觐以在诺克的那个爱尔兰圣殿里的弥散和祈祷开始，然后移到香农机场并租了一架喷气飞机飞到了法国比利牛斯山山脚旁的卢尔德。在那里，奥布赖恩神父偷偷地离开由俗人、修女和牧师组成的朝觐团，在卢尔德机场登上了一架等待着他的小型包机。４ 个小时以后，飞机把他扔在了马耳他瓦莱塔，在那里他将由利比亚人接管。他们那架没有标志的公务喷气机降落在锡尔特外面的一个小型军事基地里，距这位爱尔兰教士离开香农机场正好ｕ 个小时。温文尔雅的哈基姆·曼苏尔在那里迎接他。
因为要急于返回卢尔德并重新加入朝觐团，所以没有时间安排他与卡扎菲上校的会见。实际上也根本没有这种打算。这是一项一直由曼苏尔独自负责处理的行动。
这两个人在基地腾出来的一个房间里会谈了，外面围着曼苏尔的私人保镖。会谈结束时，爱尔兰人抓紧时间睡了几个小时，然后他经过马耳他回卢尔德去了。他很激动，他所获得的消息，如果能实现，将使他的事业获得一次巨大的突破。
哈基姆·曼苏尔落实了三天以后与伟大的领袖的会见。与往常一样，他是在最后的时刻接到了召唤的通知，让他去卡扎菲当天所在的地方。自从上一年遭到轰炸后，利比亚的领导人比过去更频繁地变换住所，越来越多地在离的黎波里一小时车程的沙漠里生活。
那天他正处于曼苏尔在私底下称之为“贝督因人的状态”。斜躺在他的沙漠营地一顶华丽的大帐篷内一堆靠垫上面，身穿一件宽松的白袍。他显得没精打采，与往常一样，一边在听取两位盘腿坐在他面前的神情紧张的部长的情况汇报。这两位部长是在城市里生长的，显然更愿意坐在办公桌后面。但如果伟大领袖的念头是他们应该蹲坐在地毯上的坐垫上时，他们将蹲坐在垫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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