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这些时心平气和，直截了当，都没有提高嗓门。
我想告诉他所有我看到的事，是的，我撒谎了，我骗人了，我从基奇奇的基督徒那偷走了钱。但我看到了，我了解了。我看到太阳迷失在上百万颗其他的太阳中。我看到这个世界——被认是上帝创造的最独特的世界——小得几乎看不见。我看到了那些人——耶稣是如此热爱并为其罪行而牺牲的人们——他们正试图研究那些活的机器：每个都比最小的东西还要小，但聚集起来却是如此庞大，穿越它们组成的集体要花许多光年。我了解了和我们信仰的东西如此不同的事物，我想告诉他全部，但我什么也没说，因为父亲做了件难以置信的事。
他站起来——没有叹息，没有言语，甚至没有任何愤怒的神情——他打了我一巴掌。
我踉跄着倒在地上，父亲的行为比我脸上的疼痛更让我震惊。随后他做了件更加不可思议的事。他坐下，用手抱着头，开始哭泣。
现在我非常害怕。我跑去找妈妈。
“他受了惊吓，”妈妈说，“胆小的人经常会本能地反击他们害怕的东西。”
“爸爸有他的教堂，有他的职位，有他的圣经，什么东西会吓着他？”
“你。”妈妈说。
这个回答和爸爸打我一样让我不知所措。
妈妈问还记不记得在教堂的争执后父亲骑着雅马哈消失了一个星期的事。我说记得。
“他向南，到了内罗毕，甚至更远。他想去看看他害怕的事，他看到了——光凭他的信仰，他不能打败恰卡。”
父亲在书房里待了很长时间。然后他走到我身边，跪下来，请求我原谅。他说，这是圣经的要求——不要让太阳在你的愤怒中落下。虽然还在遵循圣经的原则，但从那天开始父亲逐渐消沉并和我疏远了。这就是生活：一系列的衰亡、谅解和新事物的开始。
和生活一样，基奇奇也在一步步逼近死亡。
那天早晨，外星生物珊瑚礁似的螺旋体越过了山谷隘口的树梢，基奇奇这时候只剩下20户人家了。
破晓后不久UNECTA的卡车来了。它们是些肮脏的苏丹军队的车，二手的俄国货，漆得乱七八糟，还喷着黑烟。当我们看见黑人士兵走下车时？大家都很警觉，因为我们听说过关于非洲人落在其他国家的非洲人手里所遭遇的可怕的事。我不信任他们的长官：他非常瘦，刮过的脸颊一侧有个奇怪的凹陷，就像月球表面的坑洞。
所有人在教堂前的空地上聚集起来，打好的包裹就堆在周围。
我们家有十二包用康加包扎的行李；我拿着收音机和一些罐子。爸爸的书用绳子扎好同定在红色摩托车的油箱旁。
月亮脸的长官摆摆手，第一辆卡车倒过来放下门。一个士兵跳下来，打开放在车门口的折叠沙滩椅，拿着夹纸板和铅笔坐下。
第一个装车的是库里雅一家，他们一向争强好胜特别霸道。他们把孩子们抱上卡车，然后递上包裹。
坐在沙滩椅上的士兵看了一会儿然后摇头说：“太多了，太多了。”他用蹩脚的斯瓦希里语说，“你必须减少些东西。”
库里雅先生皱了皱眉，用眼睛丈量了一下后车厢的空间，拿下了一包衣服。
“不，不，不。”士兵说着站起来，用铅笔敲敲他们的电视机。另一个士兵过来从库里雅先生的手里抱走了电视机，搬到停在路边的一辆小卡车上。
“现在，你上车。”士兵命令道，并在他的夹纸板上打了个勾。
如此野蛮的行为。光天化日之下的犯罪。没人注意。没人关心。没人说一个字。
我们家“留下”的是那辆摩托车。父亲的脸因为愤怒而绷紧了，他眼睁睁看着那些暴徒违反上帝的戒律，但他连一声都没吭就放弃了摩托车。长官把它推到一群士兵那儿，他们正蹲在一堆熄灭的火堆旁。这群人兴高采烈地围着摩托车，用他们的贼手发动引擎。从那以后每次我听见雅马哈的引擎声都会向外张望一下，看着是不是我们那辆被抢走的红色山地摩托。
“上去，上去。”强取豪夺的家伙说。
“我的教堂。”父亲突然叫着跳下卡车。刹那间一排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对准了他。父亲举起手回头望着我们。
“坦德莱奥，你应该看看这个。”
长官点点头，枪放了下来，我也跳下车。我跟着父亲走进了教堂。我们走上过道。祈祷书都放在长凳上，编织跪垫整整齐齐地搁在教堂的靠背长椅上。我们进入小礼拜室，我曾经在那偷了捐款盘里的钱。父亲从已被洗劫过的橱柜里拿出一个被砸瘪的红色汽油罐放在祭坛上。他举起圣餐杯，奉向上帝，然后往杯里倒满了汽油。他转过身面对着圣台。
“耶稣基督的血使你的生命永恒。”他高高举起杯子，然后把它倒在圣坛白色的桌布上。一个动作太快了我没有看清——父亲点了火。黄色的火苗蓦地一下窜起。我哭了出来。我想父亲已经随着腾起的火焰彻底心灰意冷了。他转向我。火焰在他身后翻涌。
“现在，你明白了吗？”他问。
是的。有时候亲手毁灭你所挚爱的东西要比让人把它从你身边夺走或留给外星人要好。等我们回到卡车上时浓烟从屋顶涌了出来。苏丹士兵只是饶有兴趣地看着火，享受着毁灭带给他们的兴奋。毕竟这只是座外国上帝的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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