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基库比实在是太老了也太笨了，不懂得逃跑，他又在玩“坐在卡车前”的把戏。每次士兵把他拉开，他又急速地跑回原来的地方。以前他经常这么做。我们后面的卡车开始发动，驾驶员没有注意到这个破衣烂衫的脏家伙飞奔过来。随着一声尖叫，基库比被车撞倒，轮子从他身上碾了过去。
我们沿着山谷的路离开，从恰卡方向吹来的风夹带着教堂的烟尘笼罩着我们。基奇奇的教区消失了。
第六章
时间把每样东西都改变为它原来的相反面。年轻人长大，纯真无知变成了世故老到，坚定执著变成了犹疑不定。从生到死。在内罗毕最后的漫长日子里，时间正在把它变得像恰卡一样。一千万人口挤进了环绕市中心高楼的简陋小棚屋。每时每刻都有更多的人进来。他们从北方和南方，从峡谷省和中央省，从以比锡、纳瓦沙，从马金杜和基奇奇源源不断地拥来。
以前内罗毕是个很优越的城市。现在它却成了难民营。过去的大型绿地变成了活动屋问被人践踏的烂泥地。街道绿化带的树被砍倒做了引火木。就像珊瑚岛上的漂流者，难民在马路的环形路上建起村落，足球场和运动操场上也人满为患。武装的巡逻警察每天都要从两条机场跑道上赶走擅自占住者。铁路被弃置了，南北方向的通道已经切断。目前有一万人居住在被遗弃的车厢、车棚和轨道两旁。国家公同成了个脏乱不堪的杂物间，堆满了燃料和建筑材料。野生动物要么逃跑了要么被当作食物宰杀。内罗毕的空气里充斥着柴油味、呛人的烟雾、还有下水道的恶臭。贫民窟向四面延伸至20公里。取水要花一个小时的路程，污浊的饮用水臭气熏天。和恰卡一样，棚屋也在每时每刻一户户地增长——系起几片塑料布，把几个纸板箱堆在一起，在报废的马他图里安个家，支起偷来的砖、麻袋布和锡皮。城市和恰卡变得越来越相似，互相蔓延伸展。
我不太记得初到内罗毕头几天的事了。事情来得太多太快——麻木了我对现实的感觉。没人需要知道我们的名字，我们穿过一排排白色的帐篷寻找自己的号码，其他游荡的难民望着我们木然地做着该做的事。大多数时候，我的耳朵里总是充斥着尖锐的嚣叫，想哭却哭不出。
这是个讽刺：我们从圣约翰来，现在我们又到了圣约翰。
这是座新的营地，靠近主机场的南边。1832。一个号码、一顶帐篷、一盏油灯、一个塑料水桶、一把米铲。每一百个帐篷有一个供水的龙头和一个厕所。下水道就在我们门前过。恶臭熏得我们难以人眠，随后又是夜晚的寒冷让人辗转反侧。廉价的帐篷很单薄，在晚上根本起不了任何保护作用。我们在毯子下蜷成一团。没人想第一个哭，所以也就没人哭。在大型飞机起飞降落和人们吵闹打斗之间也没一刻安定。第一晚，我听到了枪声。我以前从没听到过，但我很清楚那就是枪声。
在这个圣约翰，我们不再是显要的人。我们什么也不是。我们就是1832。即便是我父亲牧师的硬领也不能赢得尊敬。第一天他去水管那儿打水，被一个年轻人揍了，他抢了爸爸的塑料水桶。硬领成了对上帝背叛行为的象征，父亲不再戴他的硬领了。不久，他根本就不出门了。他独自坐在帐篷最里面听收音机或者看书。圣约翰已经毁了与父亲生命息息相连的东西。我想在我们被营救前，爸爸就会撑不下去的。
在一个像圣约翰这样的地方意味着你快死了。在前往食品供给车的路上你能看到那些正在迈上死亡之路的人——他们坐在帐篷前，抓着脚趾，摇晃着，茫然地看着地面。
我们在营地里待到第十五天——我用烧过的火柴在帐篷的墙上做记号算着日子——那天我们听见一辆车停下，有人在喊：“乔纳森·柏。有人认识牧师乔纳森·柏吗？”我认为即使是耶稣叫父亲的名字他也不再会惊讶了。
我们的救星是牧师斯蒂芬·伊莱扎克，他逃到了乔古路的教会成员中心。以前他和我父亲一起在神学院上学；他们曾是很要好的足球队拍档。我父亲还是伊莱扎克孩子们的教父；而伊莱扎克牧师好像也是我的教父。他把我们塞上一辆白色尼桑小面包车的后座，面包车的一边写着“大声赞美上帝吧”，另一边挤挤挨挨地写着“用索特里尔琴①和竖琴赞美上帝吧”。他从一帮年轻人不满的喧嚣声中驶离，那些人似乎对坐在教堂车里的基督徒很愤怒。
伊莱扎克解释说他是通过网络找到我们的。大型的教区正在召集一些牧师。柏正是他们在寻找的一个。
【①索特里尔琴：一种古代弦乐器，用手指或一个拨片拔弦演奏。】
因此我们到了乔古路。教会成员中心曾是一个古老独立的教学中心，还带有一幢现代的两层住宿楼。不过这里很早以前就人满为患了，现在每个开放的空地上都支满了帐篷和木制的棚屋。我们在金属加工厂的车间旁有了两间房。它们挺舒适，就是太狭小，一到工人开工时就非常嘈杂，而且没有什么私人空间。
教会成员中心有座白色的小礼拜堂，样子像个鼓，盖着茅草屋顶。帐篷和斜顶棚屋拥挤在礼拜堂周围，但保持着一段敬畏的距离，因为礼拜堂是庄严神圣的。许多人到那里祈祷。许多人背着其他人在那里哭，只有在礼拜堂里哭泣才不会像脏水那样四处传染。我经常看见父亲去小礼拜堂。我想过要靠在门口听听看他是在祈祷还是在哭，但我没那么做。无论他在那儿寻找什么，看起来都不能再使他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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