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总理并没有给自己放假，他仍然在不遗余力地指责中国人传出了非典病毒，并以此证明新加坡参加“自由台湾”军事行动的伟大意义。其实他大可不必如此卖力，因为国民已经连续多日不上街游行了。
深夜，中央医院的一间办公室里。非典小组组长马医生正在废寝忘食，挑灯夜战，彻夜不归。他就是想回家也回不去，如今的医院四周被用铁丝网和铁栅栏封锁，并由一个排的防化兵把守，曾有一个病人因绝望而精神崩溃，试图翻越栅栏，结果被当场打死。
这些天来，借助于高倍显微镜和基因测序仪，马医生仔细地分析了从病人身上提取的非典冠状病毒，并与２００２年起源于中国广东的非典病毒进行了比较，发现二者之间有着微小的差别。或许，正是这细微的差别，导致病人死亡率骤然提高？也就是说，今年爆发的非典病毒，是比２００２年非典病毒更厉害的超级非典病毒？
那么，一个死亡率为百分之五的病毒，如何能在销声匿迹三十多年之后，突然再次现身，并且摇身变为死亡率为百分之五十的超级病毒？这三十年它躲藏在哪里？它是如何脱胎换骨、实现惊人而恐怖的演化的？据马医生所知，在自然界里，从没有哪种病毒能够在短短三十年的时间里发生如此可怕的变异。
这些问题马医生思考了多日，一直没有头绪。他点上一支无毒香烟，随意地浏览存在电脑里的一千多份病例。留下这些病例的病人，有一半已经不在人世了。
看着看着，马医生产生了一个模糊而又奇怪的印象：那些死亡的病例，无论他们的职业是船员、搜救队员、家庭主妇还是酒吧女郎，无论他们是男是女，是老年人、青年人还是儿童，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华人！而那些幸存的病例，他们有的是白人大兵，有的是黑人大兵，有的是马来人，有的是印度人，总之没有一个是华人！
马医生仿佛看见了黑暗中的一点亮光，他猛吸一口香烟，把一千多份病例从头到尾翻了一遍，统计的结果证实了自己的感觉：死亡的确实都是华人，而没死的都不是华人！
马医生怀疑自己是在做梦，于是到洗手间里洗了把脸，并把头发淋湿，然后喝了一杯咖啡，确信自己的脑筋足够清醒以后，又统计了一遍。
结果还是那个冷冰冰的事实：对于染上这种超级非典病毒的华人来说，死亡率是百分之百；对于其他人种来说，死亡率是百分之零。
马医生傻眼了，他僵坐在电脑椅里，足足有半个小时一声未吭，一动未动，连大气都不敢出。他甚至能听见从阴暗的重病症监护室里传来的微弱的呼吸声。他当了一辈子医生，治疗过无数病人，死在他手上的也不在少数，他从来没感到过恐惧。此时此刻，他真真切切体会到了恐惧的意味，恐惧就象一大桶冰水，从他的头顶一直灌到脚底，全身都凉透了。
治疗非典病人的一幕幕重新浮现在眼前。马医生对所有病人都采用了同样的药物，同样的方法，至于说哪个病人会活，哪个病人会死，连马医生自己也不知道，他只能在心里默默地对病人说：我已经尽力了，你能不能闯过这一关，就要看你自己的造化了。现在看来，病人是死是活，确确实实要看他自己的造化，而跟医生的救助没关系。这个造化就是：他是不是华人！
马医生一直坐到天亮。当窗外射进来的阳光刺痛了他的双眼时，他忽然想到，菲律宾、马来西亚、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也有被感染上非典的病人，只不过那些国家的死亡率相对新加坡要低得多。于是他急忙与各国非典防治小组联系，请求借阅非典病人的病例。他希望能够获得新的数据，打破这个残酷无情的铁律。
外国医生积极配合马医生的工作，马医生很快就搜集到了一千多份外国病例，其中包含两百个死亡病例。
马医生在翻阅这些病例之前，心脏停跳了三秒钟。
统计结果没有出乎他的意料，同时也是他最最不希望看到的。
死的都是华人。
死亡率低是因为那些国家华人占的比率低。
中国的华人比率比新加坡还高，所以中国的非典死亡率是百分之百。但死亡的绝对数量很少，只有三十个人，其中包括一名来自于新加坡的输入病例，其他二十九个人都是由该输入病例传染的。在中国关闭与新加坡之间的航线并加强了出入口境检疫之后，中国就没有新增病例了。这也说明，超级非典病毒或许不是从中国传出来的。由于中国全国都在迎接五国联军的发起的挑战，所以超级非典给中国造成的影响很小。
一阵敲门声打断了马医生的思绪，他开门一看，是推着餐车送饭的护士。
“马医生，您的早点。”护士小姐透过口罩瓮声瓮气地说道。
“谢谢。”马医生拿起一份盒饭和一张报纸，回到办公室里。盒饭和报纸都经过至少三次高温消毒，有些发煳了。
马医生吃着早点，看着报纸上的头版头条新闻，主标题是：《第一天大轰炸成果辉煌，共军已丧失三成战力》，副标题是：《新加坡海军作战勇敢，总理亲自通令嘉奖》。不禁摇了摇头：有心打仗，无心抗非，唉。
作为一名尽职尽责的医务工作者，马医生既不关心战争也不关心政治，只关心如何把病人从死神的手里抢救下来。他一向认为总理是位廉洁进取的领导人，但对于总理不顾医学事实、把非典罪名强加给中国、并以此为借口发动战争的做法，实在不敢苟同。都是同文同种的炎黄子孙，何必要以兵戎相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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