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嘴，先生！我送走您，只是为了让我的老枪再有发言的机会。等您回来，给我讲讲您的见闻经历！那时自然知道您还是不是，但到现在为止您一直是不肯承认的‘青角’！”
说完他把我推出门去，在他关上门之前，我看到了他眼中含着泪水。
到了九月初，我们已经干了三个月，可还没有完成任务，而别的组大多数人已经回家去了。这里有两个原因。
在我们着手真正的工作之前，先得耗费时日，骑马、艰苦跋涉、做大量的比较测量。还有一情况是我们所在的是个危险的地区，有奇奥瓦人、科曼奇人、阿帕奇人出没，他们不愿意这个地方修什么铁路。我们必须十分小心，时刻保持警惕，这样我们的工作自然就拖延了很久。
考虑到印第安人的存在，我们不能打猎吃野味，那样会被他们发现并尾随我们；我们更多地是从桑塔非派来的牛车那里得到食物。但这种补给方式又极不固定，有很多次，我们无法继续前进，因为我们得等牛车来。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这伙儿人的组成。前面提到，在圣路易斯时总工程师和三个测绘员热情地问候了我，由此我期待着一次成功的合作；只可惜，我被欺骗了。
我的同事都是地道的美国佬，他们把我看作“青角”、缺乏经验的“荷兰人”——在这儿，这个词儿是骂人话。他们只想挣钱，不大理会任务是否认认真真地完成了。我这个诚实的德国人成了他们的绊脚石，很快他们就收回了对我的好意。我不让自己为此烦恼，只管尽职工作，我甚至做得更多，因为我在短短一段时间内就发现，他们其实没有多少专业知识。他们把最难的工作推给我，自己却过着十分清闲的日子。我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我一向认为，人承担的越多，越能变得坚强。
总工程师班克洛伏特还算是他们之中最能干的一个，可惜他喜欢喝烧酒。从桑塔非运来了几桶这种既误人又误事的酒，从此以后，他摆弄白兰地的时间超过了摆弄测绘仪器的时间。有时他会酩酊大醉，一天里倒有半天躺在地上。三个测绘员里格斯、玛西、贝灵，他们和我一样都得出酒钱，所以为了不吃亏，他们就跟班克洛伏特比着喝酒。可以想见，这些先生们也常常是脑子不太清醒的。我因为基本上不喝烧酒，成了唯一干活儿的人，他们那些人总是处在喝酒和醒酒的交替之中。然而我并没有为此得到感谢，充其量只有贝灵明白我在替他们苦干——虽然我完全没有这个义务。不言而喻，在这么一种状况下，我们该做的工作就遭殃了。
其他人也指望不上。我们刚到集合地时见到了十二个正等着我们的牛仔。一开始，作为一个新手我自觉很受他们尊敬，可没过多久就发现他们都是些层次很低的人。
他们应该保护我们并协助我们的工作。其实在整整三个月里没有发生任何需要他们保护的事情；至于他们的协助——我完全有理由说，全美国最懒的十二个人到这儿聚会来了。
在这样的情形下，这班人马怎能不是乱糟糟的一团呢！
从名分和职责上看，班克洛伏特是发号施令的人，而且他也确实做出了这么一副样子来，可没人听他的，于是他就以我闻所未闻的方式骂骂咧咧，到酒桶那儿去犒劳自己。里格斯、玛西、贝灵也好不到哪儿去。虽然我很有理由占据领导地位，但我没这样做，即使这样做了，也是做得不露声色，人不知鬼不觉的。一个像我这样没经验的年轻人是不被这些人放在眼里的。如果我傻乎乎地贸然站出来发号施令，结局肯定是引起一场哄堂大笑。不，我得悄没声儿地小心行事，就像一个善于牵着倔强丈夫的鼻子，让他不知不觉跟着走的聪明妻子。我大概每天要被那些半野蛮不听指挥的牛仔们叫上十次“青角”，可他们在不知不觉地跟着我转。我故意要让他们以为，他们是在按自己的意愿做事。
在这方面，我得到了塞姆·霍肯斯、迪克·斯通和威尔·帕克的有力支持。第一个已经向诸位介绍过了，后两个也值得形容一番。
迪克个子极高，瘦得吓人，榨成干儿了似的。他结实的打猎鞋上系着皮绑腿，上身穿一件窄小的打猎汗衫。他又宽又尖的肩膀上围着一个棉披肩，线头儿肆无忌惮地向四处飘扬。脑袋上则扣着一个既不是便帽也不是毡帽的玩意儿，要想进一步形容它简直办不到。
他的伙伴几乎和他一样又高又瘦。他脑袋上缠着一块很大的深色头巾，上穿一件红色的匈牙利式骑马服——天知道是怎么在大西部找到的；下穿一条长长的皮裤，外套高统防水靴。他腰间插着两支左轮手枪和一把刀，是用最好的金菲尔德钢打造的。
引人注目的是他脸上那一张大嘴。两个嘴角像是特别喜欢那两片耳朵，亲热地凑近它们。这使他的容貌显出一派天真烂漫。不管怎么说，从威尔·帕克这个人身上找不出一丝虚伪。
这两人的枪也像塞姆的利迪一样看上去不中用，都像是从林子里撅回来的树棍子。一个不了解西部的人会想，用这么一支枪，就算是枪手本人，也不可能不冒生命危险。
如此这般的三个形象在德国是不可想像的，可在这个并非以衣装取人的地方，绝对没有一个明白人敢因为他们的外表而斜着看他们一眼。正相反，这三位是经验老道、聪明勇敢的猎人，他们亲密无间，被称为“三叶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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