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奔波了这么久，调查了这么久，这些失踪案，终于看到了侦破的曙光。
我问：“你带路，我们去煤矿，我们想找那五个和瓜子一起来煤矿的陕西人。”
老矿工说：“他们已经走了。”
我大惑不解，问道：“怎么走了?”
老矿工说：“瓜子死后的第二天，他们就走了，离开了。”
这五个陕西人带着智障人来到煤矿，仅仅干了三天，智障人就被炸死了。智障人死后，这五个人也离开了，听起来好像是不愿再待在这个伤心之地。这件事情看起来很不符合常理，一个智障人的意外死亡，难道就对他们这么重要?那些年，要找一份工作也是比较难的，难道他们就这样轻易放弃了工作?何况，只干了三天，煤矿主也是不会给工资的，难道他们愿意白白给煤矿主干三天活?
我问：“你知道这些人叫什么名字吗?陕西哪里人?”
老矿工说：“只干了三天，都不晓得他们的名字，也不晓得是哪里人。”
我说：“煤矿老板那里应该有合同吧。”
老矿工说：“我们这里是小煤矿，一切都不正规，进煤矿不看身份证，不签合同，干够一个月，老板给一个月钱。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谭警官颓然坐在小凳子上，我的心情也失落到了极点。总以为柳暗花明又一村，谁知道是山穷水尽没有路。这个案件让我们很费解，从开始侦查到现在，我们就像在黑暗中摸索一样。犯罪分子在哪里?不知道。犯罪分子是谁?不知道。犯罪分子怎么犯罪的?还不知道。作案现场在哪里?
依旧不知道。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那么多智障人和少年被从陕西拐骗到了山西，在井下挖煤。
其实，后来的侦破证明，我们所推断出的这“唯一知道的”，也是错误的。我们低估了犯罪分子的残忍和冷酷。
第二章
和老矿工分别后，我们一直在努力想着，怎么才能找到这个死者的身份。找别的矿工，了解不到;找煤矿主，也了解不到。知道死者身份的，只有那几个犯罪分子，但是，犯罪分子我们也找不到。因为犯罪分子不会傻到把自己的身份信息随便透露。
那天夜晚，我看着黑漆漆的夜空，在努力想着。山西中部的这个地方，夜晚很少能够看到星光，因为天空中飘浮着一层黑色的烟尘，遮没了星光，也遮没了月光。我想着想着，似乎看到天边划过一颗流星，我的眼前突然一亮，想到了殡仪馆。出现了矿难事故，肯定是在殡仪馆进行火化的。千里迢迢，那五个陕西人不会像赵本山主演的电影《叶落归根》
那样，把尸体背回家吧。
对，去殡仪馆查找，一定能够知道死者的身份。
好不容易等到天亮，我就和谭警官上路了。昨天晚上，我一夜没有睡着。清晨想用冷水洗把脸，清醒清醒，没想到用毛巾一擦脸，放在脸盆里，一脸盆的水立即变成了黑色。昨天夜晚，我的脸上、头上落满了煤末。
来到了殡仪馆，可是看大门的老头不让我们进去，无论我们好说歹说，老头就是不开门。殡仪馆这种地方，平时没有人进来，如果进来，都是抬着死人的。像我们两个这样赤手空拳的，恐怕在殡仪馆的历史上都没有过。
我和谭警官拿出警官证让老头看，老头依然很固执，他说，要进殡仪馆，必须经过当地公安部门的批准，有当地公安部门的人陪同才能够进去。我和谭警官当初来山西的时候，都走得很着急，连封介绍信都没有开。再说，我们这次来山西，罪犯不确定，罪犯如何作案也不确定，案子距离侦破好像还很遥远，怎么好意思麻烦山西同行?
谭警官从身上摸出了两盒煤矿主送给他的中华烟，看门老头这才准许我们进去。不但准许我们进去，而且还热情地给我们指引怎么走才能找到他们的领导。
殡仪馆的领导看到我们的警官证后，倒很热情，带着我们翻找资料。
半个月前在这里火化的那个陕西人很好找，他叫向千里，陕西安康人。
又是陕西安康人!果然没有出乎我们意料。
我们把这名死者的姓名与我们掌握的失踪者的信息进行比对，发现向千里没有在我们掌握的失踪者名单中。
殡仪馆在对死者进行火化前，一定要看到死者的身份证，一定要知晓死者的身份。向千里，这个名字应该是真实的姓名。然而，对于陪同向千里来到殡仪馆的人，殡仪馆却没有留下记录。
只要找到向千里的身份信息和家庭住址，就好办了。我们顺藤摸瓜，就会找到这个犯罪团伙。
可是，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向千里早在五年前就死亡了。
那天，我和谭警官回到宾馆后，立即按照向千里身份证上的家庭地址与安康警方取得联系，协查向千里。时间不长，安康警方反馈的信息是：向千里出生于1970年，思维正常，高中毕业，五年前死于山洪暴发。
奇怪!五年前死在安康山洪暴发中的向千里，怎么五年后又在千里之外的山西出现，而且，还从正常人变成了智障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再次与安康警方联系，查实向千里是不是确实死亡了。安康警方反馈的消息是，向千里确实在五年前死亡，他的家人亲手掩埋了他，村中几十个人都有见证。至今，向千里的坟头还在。
52书库推荐浏览： 悬疑志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