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气愤地说：“这些煤矿主真黑啊。”
戴冠全说：“死者是个陕西人。”
我猛然震惊，又是一个陕西人。
失踪案的侦破丝毫没有进展，我们就想去煤矿看看，说不定还能够发现点有价值的线索。戴冠全一再给我们说起煤矿的罐车、巷道、风井、绞车等等，我们一点都不熟悉，我隐隐约约觉得这些失踪案，可能与煤矿有关，谭警官也是这样推断的。可是，如果不熟悉煤矿和矿井，又如何能够破案?
我们决定就去戴冠全所说的那家发生过凶杀案的矿井。可是，戴冠全不同意，他说那次因为执意报案，得罪了那家煤矿主，也得罪了他那位朋友，他们都不再和他来往，他可以另外介绍一家煤矿，让我们去。
戴冠全负责当地的劳动仲裁，认识很多煤矿主。
在以后的时间里，我们一共去过三家小煤矿。最后一家小煤矿让我们心存疑窦。
煤矿主对我们很热情，但是我能够看出来，那种热情是表面上的，内心里很拒绝我们。他不想答应戴冠全，但是又不敢得罪戴冠全，于是只好答应。我们的身份是作家，来到矿井采风，想写一部反映矿工生活的小说。煤矿主没有怀疑，他派人带着我们下到矿井。在暗无天日的八百米井下，我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作人间地狱。一群矿工穿着裤衩，赤裸着上身，全身大汗淋漓，抡起铁镐在井下挖煤。他们全身乌黑，只有眼白和牙齿是白色的，笑一下，感觉异常恐怖。我们想和矿工聊几句，但是，带我们下井的那个人礼貌地拒绝了，他说这样会耽搁生产。
他为什么害怕我们与矿工接触?
回到井上，我们再与煤矿主交谈，发现煤矿主的目光躲躲闪闪，游移不定。多年的办案经验告诉我，面前的这个煤矿主，一定心怀不可告人的心思。至于什么心思，我们暂时不知道。
离开煤矿的时候，煤矿主把两条中华烟和一个厚厚的信封，硬往我们手中塞。我们推辞不掉，回到宾馆后，一打开，里面居然是2000元钱。
我们就这件事情询问戴冠全，戴冠全说：“只要是有单位有身份的人去煤矿，不管干什么，煤矿主都会给钱的。不同的单位，给的信封不同，那些实权部门，比如安全检查部门，煤矿主直接给的就是银行卡，卡里面少说也有几万元。煤矿主把这叫作舍财消灾。”
戴冠全又说：“煤矿主的钱多得是，他们把全民资源占为己有，拿他们的钱是应该的，你拿的是应该属于你的那一份，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我心中想的是，最后一个煤矿主为什么和我们交谈的时候，神色不宁，他又为什么不敢让我们和矿工接触?
他不让我们与矿工接触，我们偏要与矿工接触，看看这个煤矿主心怀的是什么鬼胎。
我们在这个小煤窑的附近溜达，观察那些矿工，实际上也就是农民工。一些矿工住在煤矿主提供的条件简陋的集体宿舍里，一些矿工拖家带口，在外面租房住。有一天，我们盯上了一名刚刚从井下升上来的老矿工，他满脸的皱纹，头发花白，牙齿也掉了好多，一说话就会漏气。他和妻子租住在附近的村庄里。
老矿工租住的房屋异常残破，坐在地面上，抬起头来，能够看到屋顶上的星星。为了省电，这一对老夫妻只安装了一个十五瓦的小电灯泡，因为电量不足，灯泡太小，房间里昏黄一片。我们把煤矿主塞给我们的一条中华烟送给老矿工，老矿工看到这么好的香烟，吓得不敢接。我们就把香烟放在床头。
我和老矿工拉了几句家常，然后问：“叔，你这家煤矿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
老矿工悄声说：“死了人了，老板不让给人说。”
我问：“死的是哪里的人?”
老矿工说：“陕西人。”
我异常震惊，死的还是陕西人!
我问：“怎么死的?”
老矿工说：“半个月前来了一个瓜子，在井底下挖煤，挖了三天煤，就死了。”山西人把智障人士叫瓜子，陕西人叫憨子，都是一个意思。
当时，我的心中就像雷鸣电闪一样，可是外表还要装着很平静的样子。又是陕西人!又是智障人!世界上的事情怎么就这么巧!我感觉到这起矿难事故绝对和我们要调查的失踪案件有关系。
我不动声色地问：“您知道他死的时候的情景吗?”
老矿工说：“被炸药炸死了。”
我继续问：“你怎么知道他是瓜子?”
老矿工说：“这个人和我们在一起吃过饭，吃饭不知道饥饱，那些人给他碗里盛多少，他就吃多少;那些人不盛饭了，他也就不吃了。”
我问：“那些人是谁?”
老矿工说：“和他一起来煤矿的人，都是陕西人，都说的是陕西话。”
我极力压抑着心中的狂喜，继续问道：“和这个瓜子一起来煤矿的，有几个人?”
老矿工说：“五个。他们在一起很熟悉，应该认识时间很长了。”
谭警官听到这里，霍地站起身来，我也站起身来。这些天我们一直在琢磨这些智障人为什么会被人带到山西，原来是带着来山西一起挖煤的。
智障人挖煤，肯下死力，但是不知道工资多少，不认识钱，他的工资肯定是被和他一起来的这些人领走瓜分了。
52书库推荐浏览： 悬疑志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