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又让安康地区的户籍警帮忙查找是否有孙海庄这样一个人，结果查找到了八个，其中七个人都健在，他们的家庭中没有一个人是憨子，而那个去世的人，死的时候都已经五十多岁了。
仅仅凭这些，是完全无法断定憨子的身份的。而且，憨子吐字不清，他到底说的是孙海庄，还是孙海光，还是宋怀壮，还是苏海壮，我们都没法判断。
仅有的一条飘忽不定的线索中断了。
当时，我们只是从生者中寻找与这个憨子的关系，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死者居然与憨子有关系。这个案件的侦破，我们从一开始就走了弯路。
但是，谁又能想到，一个死去多年的人，会和一个神志不清的人有关系。
如果你不了解案件的整个经过，你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他们之间那种微妙的、如丝如缕的关系的。
截至目前，这个案件已经有了很多疑点。那么多的智障人士在一个集中的时间段里消失，也都是在安康的两个县里消失，为什么犯罪分子专门盯上智障人?他们偷抢，或者诱骗这么多的智障人士做什么?他们为什么要长途奔波，把智障人带到千里外的山西?他们到山西来做什么?
这个被发现的智障人士是从事与煤炭有关的工作，很可能是井下挖煤，那么是谁在控制他?他又是如何能够从井下逃脱的?
把这些疑点归纳起来，我们可以总结出一条犯罪链条：有一伙犯罪分子，搜罗陕西安康的智障人士，也包括还在上中学的学生，用诱骗的方式带着他们上火车，来到山西的这座城市，将这些智障人士和中学生，卖给小煤窑主，从事井下挖煤工作。因为这些人是买来的，所以煤矿主可以不支付他们工钱，而让他们没黑没白地干活。如果这些被买来的商品不听话，他们就毒打。如果这些人被打死了，或者累死了，在八百米深处的井下，挖个坑掩埋了，没有人会知道这些罪恶。
后来的侦破结果出来后，证实我们的猜想和事实有部分吻合，但是，事实上，这些犯罪分子比我们猜想的还要罪恶得多。
我们也曾想过通过煤炭管理部门，在一家家煤矿进行排查，看看是否有智障人士。可是，那些黑煤窑，一看到有穿制服的人来了，马上就盖上矿井，逃之夭夭。还有的煤矿主，与执法人员沆瀣一气，执法人员通风报信，他们会提前把智障人士藏匿起来，我们怎么排查?再说，这个地区挖煤的农民工，少说也有十万人，这十万人如果一一排查，要排查到猴年马月。而如果仅仅询问煤矿主，他们肯定都会说自己守法经营，没有雇用智障人士。
还有，我们两个外地人，又如何能够让这个地区的执法人员在煤矿来一次大检查，他们怎么会听我们的呢!
所以，要破这个案子，还得依靠我们自己。
谭警官有一个同学，在当地劳动局工作，负责劳动仲裁。我们想从熟人入手，了解煤矿特别是黑煤窑的情况时，谭警官突然想起来他还有这么一个同学，当初在警校的时候，他们是同一寝室的。毕业后，这位同学在警察行业干了几年，就转行到了劳动部门任职。
我们找到谭警官的这名同学，他叫戴冠全。
多年的同学凑在一起，肯定要喝酒吃饭。那时候针对公安部门的五条禁令刚刚颁布，其中有一条是“严禁饮酒”，所以我们都不能喝酒。戴冠全有一个硕大的肚子，应该是长期应酬后酒足饭饱养成的。而当时的同学谭警官依旧“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一个凸出的大肚子，可见在一些地方实权部门的油水会有多丰厚。
戴冠全听我们说想打听煤矿方面的纠纷，就说了一长串工资方面的问题，井下挖煤的基本上都是农民工，农民工的工资不能得到保障，煤矿一转手，农民工就拿不到工资。煤矿主都没有给农民工买三险一金，农民工的权益不能得到保障。那时候还是三险一金，现在是五险一金。
这些都不是我们关心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准确地说出想从戴冠全口中得到什么，所以，我们只能一再地问：“还有呢?还有呢?”
戴冠全说了半个小时后，突然不经意地说到了一个我们感兴趣的案件。
他说：“煤矿主的能耐都很大，有的人甚至是手眼通天。有一次，一个煤矿上发生了一起死亡事故，死者家属向煤矿主索要50万，他们认为是罐车刹车失灵，导致死亡事故;但是煤矿主认为死者违反了安全措施，是自己撞上了罐车，只赔偿两万元。双方为此争执不下。因为赔偿数额相差太大，煤矿主就托人找到我，让我出面，把索赔价格往下压一压，这个煤矿主是我一个朋友的亲戚开办的。我去了以后，就发现有问题。如果是刹车失灵，死者身上只会有一处致命的伤痕，可是这个死者头上、身上有多处伤痕，于是，我判断，是有人先把这个人打死，然后把他放在罐车轨道上，伪造罐车刹车失灵，撞死了他。我向煤矿主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并当即报警。可是，事情的处理经过完全超出我的想象。”
我急切地问：“怎么了?”
戴冠全说：“我报警前和煤矿主沟通过，他坚决不让我报警。这个我能够想到，煤矿主担心自己的煤矿出了刑事案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就有可能会引发很多问题。这些小煤窑的问题太多了，只要你去找，就到处都是问题。可是，出了人命关天的事情，我不能隐瞒不报啊，我是从警校毕业的，这点警惕性还是有的。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报了警也没有什么作用，煤矿主把法医买通了。法医查看了死者后说，煤矿安全没有问题，死者是自己喝醉了酒，撞上了罐车。罐车安全设施没有问题，此事故与煤矿无关。后来，煤矿主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只给死者家属赔偿了两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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