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点在哪?”
“巴黎。”
“监控对象是?”
[1]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Baader-Meinhof Gang)：又称红军派，简称RAF，是德国的一支左翼恐怖主义组织。
14
罗马
当加百列和沙姆龙一边谈话，一边绕着纳沃纳广场慢慢踱步时，他们没有注意到，附近有一名身穿神父长袍的男子手里拿着一支迷你超心型指向性麦克风。这支麦克风只有普通的自来水笔大小，生产厂家为瑞士的工业城市楚格的一家电子公司。穿长袍的男子正用它监听两人的谈话。这名男子还有个同伙，现在就坐在广场对面的一家咖啡馆里，手里拿着同样的设备。长袍男子相信，有了这两支麦克风，监控对象的大部分谈话都能被录下来。二十分钟后，他的想法得到了证实——当他回到旅馆，将两盒录音带放到播放器里，匆匆忙忙戴上耳机后，听筒里传来清晰的谈话声。过了几分钟，他突然伸出手来，依次按下了“停止”“倒带”和“播放”键。
“地点在哪?”
“巴黎。”
“监控对象是?”
“一个名叫维尔纳·米勒的艺术品交易商。”
播放停止。
他拨了一个苏黎世的电话号码，给对方重放了录音带里的谈话。完事后，他吸了支烟，从旅馆房间的冰柜里拿了瓶香槟，算作对自己圆满完成工作任务的嘉奖。他进了卫生间，把这次做的笔记悉数烧毁，然后将纸灰扔进水槽，冲到了下水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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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
米勒画廊位于圣奥诺雷郊区街和歌剧院大街之间一条小路的拐角处，隔壁两家店一家卖手机，另一家卖谁也不会穿的高档男装。门上贴着一块字迹工整的蓝色标牌，上面写着“只接受预约”。厚重的安全玻璃后面摆着两幅小型装饰画，都是些法国二流花卉画家的作品。加百列不喜欢法国花卉画家，他曾经修复过三幅这样的作品，这些画作修复起来简直乏味得要死。
沿着画廊对面的街道向北走五十五码，就可以看到一家小旅馆，名字叫做洛朗斯酒店。加百列把盯梢点选在了这里。他以海因里希·基弗的身份登记入住，前台给他安排了顶层的一个小房间。一进门就能闻到一股科尼亚克白兰地酒的味道，还有一股难闻的烟味。他告诉前台服务员自己是个剧作家，这次来巴黎是为了写一部电影剧本，电影的背景就设在战争时期的法国。他说自己会在房间里工作很长时间，希望服务员不要进去打扰。在酒吧喝酒时，他总是对女服务员态度粗暴。每次清洁工想进来打扫房间时，他都会大喊大叫地把她们轰走。如果客房服务生没有及时端来咖啡，他就会把他们训斥一顿。很快，洛朗斯酒店上上下下的员工和大多数住客都已经知道顶楼里住着一个脾气古怪的德国剧作家了。
加百列这次开车来巴黎途中，曾在尼斯机场停留了一段时间。他将租来的奔驰车弃置荒野，又另租了一台雷诺车。租车中介是一个生活在普罗旺斯的犹太人，叫亨利，他的家庭在法国大屠杀中生存了下来。在机构的词典里，亨利是个志愿者，他在必要的时候为组织提供便利。这样的志愿者在全球各地有成千上万人，他们有的是银行家，会给机构的外勤特工提供资金;有的是酒店职员，会给外勤特工提供住宿;还有的是医生，他们会—声不响地给受伤或生病的特工提供治疗。就亨利的情况而言，加百列无需办手续就可以从他那里租到雷诺车，这样一来，即使有人追踪也无据可查。
加百列到巴黎后不久，就硬着头皮联络了巴黎分局的头目乌兹·纳沃特。纳沃特生着金红色的头发，体型就像摔跤手一样健硕。作为沙姆龙忠实的手下，他一直对老家伙偏爱加百列很不满，并对加百列怀恨在心，就像二儿子嫉恨大儿子一样，处处跟他作对。两人坐在杜伊勒里花园喷泉边的长凳上开会，彼此态度冷淡。会议的气氛很僵，就像两个敌对的将领在开展停火谈判。纳沃特明确表示，他认为一个小小的监控行动不需要劳烦加百列·艾隆先生的大驾，巴黎分局自己就可以搞定。他也非常介意沙姆龙竟然不告诉自己，为什么一个小小的艺术品交易商就需要机构费这么大的力气来监视。面对纳沃特喋喋不休的声讨，加百列相当坚忍地保持了克制。他一边听，一边将手中的法式长棍面包撕成碎屑，喂给鸽子，时不时配合地点点头。二十分钟后，当纳沃特穿过碎石小径气冲冲地离开时，加百列已经张罗好了所有需要的东西，包括监视人员数名，几台频率安全的无线电，汽车，窃听设备和一把点二二口径的伯莱塔手枪。
监视人员跟踪了他两天，这不是什么难事，因为米勒的作息很规律。就算他是个罪犯，看起来也不太像。每天早晨九点四十五分，他准时出现在画廊门口;到了十点，他就已经准备好营业了;下午一点三十分，他关门歇业，走到里沃利街的一家餐馆吃饭，中途他会在报刊亭买一份报纸。无论是吃午饭还是买报纸，他总是会去固定的地方。
第一天出勤的监视员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叫奥代德。第二天出勤的是一个瘦削的小伙子，叫莫迪凯。他早上一直冒着严寒蜷缩在人行道边的一张椅子上。吃完午饭后，他跟着米勒回到了画廊，然后去洛朗斯酒店跟加百列汇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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