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你结过婚?”
“你很会套话嘛，艾隆先生。不过在瑞士，隐私权是很神圣的。你可能觉得我的做法有些极端了，但这是我选择的生活方式。”
“你眼睛一直是瞎的吗?”
“你问的问题太多了。”
“我来是想跟你做一笔交易的，但我现在看出来了，你是不可能同意的。你就是二十一世纪的赫尔曼·戈林，贪得无厌。”
“是的，戈林算是我的老熟人了，但我有一点不像他，我从来不抢别人的东西。”
“那你屋子里的这些画算是什么?”
“我是个收藏家，这些都是非常特殊、非常私人的藏品，但再怎么说它们也是藏品。”
“知道这件事的不止我一个人。安娜·罗尔夫也知道，还有我们情报局的人。你可以杀了我，但你埋在这里的秘密终有一天会被人挖出来的。”
格斯勒干笑了一声。
“艾隆先生，没有人会知道这间屋子里有什么的。我们瑞士人把隐私权看得很重。不经我同意，没有人能把这些门打开。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我还采取了一项额外的防范措施。利用瑞士法律的一个鲜为人知的漏洞，我把整座房产申报成一家私人银行。这些房间都是银行的一部分——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把它们叫做金库。房间里的所有东西都处于瑞士银行保密法的保护之下，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没有人能逼我把门打开，将屋子里的东西公之于众。”
“这下你高兴了?”
“那当然，”他毫不掩饰地说，“就算我被迫把门打开，也没有人可以起诉我，说我犯了罪。你看，这里每一样东西都是通过合法途径取得的，在法律上符合瑞士的法律法规，在道义上符合神与自然的律法。就算有人能拿出确凿的证据，证明我的藏品当中有一幅画是德国人当年从他们长辈那里偷来的，他们也得按公平的市价给我一笔赔偿金。显然，把画赎回去的代价是很惊人的。你和你在特拉维夫的那帮朋友尽可以冲着我大呼小叫，但我永远都不用在别人的逼迫下把通往这些房间的钢门打开。”
“格斯勒，你这个婊子养的杂种。”
“啊，你现在说不过我，就开始爆粗口了。你们谴责瑞士人造成了今天的状况，但我们又不是罪魁祸首。发起战争的是德国人。我们只是识时务地置身事外，你们为了这一点就要惩罚我们。”
“你们并没有置身事外，你们协助了阿道夫·希特勒!你们给了他军火和资金，你们是他的仆人。你们所有人都不过是仆人。”
“没错，战时我们的确利用中立国的身份牟取了一些利益，但是你现在提起这些干吗?战后，我们与同盟国达成了谅解，因为西方世界需要我们的钱来重建欧洲。不久之后冷战爆发，西方世界又需要我们了。现在冷战结束了，铁幕两边的国家都开始找上门来。所有人都要我们道歉，要我们给钱。但是总有一天，你们又会需要我们的。事情总是这个样子。德国王子、法国国王、阿拉伯酋长、美国逃税者、大毒枭、军火商都需要我们。我的天哪，就连你们情报机构也离不开我们的服务。你自己这些年来就是瑞士信贷的常客。所以说，艾隆先生，请从你的道德制高点上下来一会儿吧，现实一点。”
“你就是个贼，格斯勒，你跟那些偷鸡摸狗的没什么区别。”
“贼?不，艾隆先生，我什么也没偷。我只是巧妙地运用商业策略拿到了一批稀世藏品，获得了巨额财富而已。我要是贼的话，你们以色列人算什么?你们以一些假想的罪行谴责瑞士，但你们还不是在窃取别国领土的基础上建的国。名画、家具、珠宝一这些都只是物品，是可以被轻易取代的。但土地就完全不一样了。土地是永久的。艾隆先生，我不是贼，我是赢家，就跟你们以色列人一样。”
“你会下地狱的，格斯勒。”
“我是加尔文派[2]教徒，艾隆先生。我们加尔文派教徒认为，世间的财富都是属于那些死后可以荣升天国的幸运儿的。要是这间屋子的财富可以说明什么的话，那我死后绝对是不用去地狱的。至于你的来世，恐怕就没那么确定了。你要是不想在弥留之际再受罪的话，那就回答我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从奥古斯都·罗尔夫的保险柜里拿走的那批藏画去哪儿了?”
“什么藏画?”
“那些藏画是我的。我可以出具一份文件，证明罗尔夫在临死前把那批藏画转让给我了。我现在是那些藏画的合法主人，我想把它们拿回来。”
“请把那份文件出示给我看吧。”
“那些藏画在哪儿!”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格斯勒松开加百列的胳膊：“来人哪，把他带下去。”
[1]奥赛博物馆(Musée d’ Orsay)：又称“十九世纪艺术博物馆”。它坐落在巴黎市中心、塞纳河左岸视野最宽阔的地带，与卢浮宫隔河相望，不仅地理位置优越，而且富丽堂皇，被誉为“欧洲最美的博物馆”。
[2]加尔文派(Calvinist)：加尔文教派位于地处法国、意大利、尼德兰之间交通要道的日内瓦。该教派主张发财致富，支持商业和高利贷，崇尚节俭，主张克制欲望，鼓励积累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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