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蹲下来检查第一个病人时心里还沈溺在宏观的文化批判中。这个病人正发着四十度的高烧，而且发抖得很厉害。我想移动她的手脚时，她发出不连贯的低声噎语。右前臂有个伤口，是个咬痕，进一步检查之后，我发现那不是动物咬的，从咬痕的半径跟齿迹判断应该是一个小孩子的牙齿，或年轻人。我推定这就是感染源，可是伤口却非常干净。我又问了村民一次，这些病人是谁在照顾的?村民们再度回答：没人。这是不可能的，人类的口腔充满细菌，甚至比流浪狗的嘴巴还脏，如果这个女人的伤口未曾清理过，为什么它没有蔓延感染呢?
我检查了其他六个病人，症状都相同，在身体不同的部位都出现类似的伤痕。我问了村民中最明事理的一位，到底是谁或什么东西造成这些伤口，他告诉我，这些伤痕是他们想要制伏「他」的时候被咬到的。
「谁?」我问。
在村子的另一头，一个上了锁的空屋里，我找到了「第零号病人」。今年十二岁，手腕跟脚被粗尼龙绳给绑住了。他把束缚处的皮肤都挣扎磨光了，伤口却不见流血，身上其他的伤口也没有血迹，腿上或手臂上的破洞也没有。他右大脚趾截断后干掉的伤处也一样。他像野兽一样扭动，口里塞着东西，还在咆哮着。
村民拉住我，警告我别碰他，因为他被「蛊」了。我耸肩甩开他们，拿出口罩跟手套。这男孩的 皮肤冰冷，呈灰色，就像水泥地一样。我测不到他的心跳及脉搏，他的眼神狂暴，眼睛大张，陷入眼眶中，一双眼始终盯着我，就像掠食的野兽。整个检查过程中他展现了无法理解的敌意，双手虽然被绑住，还是伸向我这边:口里虽然被塞住了，还是作势想咬我。
他的动作太狂暴了，我只好叫两个最壮的村民帮我压住他，一开始他们还不敢，像受惊的小兔子一样缩在门口。我告诉他们，只要戴上口罩跟手套，就不会被感染，这两人还是摇头，我直接喝令他 们动作(虽然我不是执法人员)。
这下管用了。这两个牛一般的大汉跪在我旁边，一个抓住男孩的双脚，另一个紧抓他的双手，我想采集血液样本，抽出来的只是棕色、黏稠的物质。我一抽出针头，男孩立刻展开另一波猛烈的挣扎。
那个负责抓紧男孩手臂的大汉放开了手，改用膝盖把男孩的双手压在地上，他以为这样会更安全。不过男孩又抽回手，而且我听到他的左手腕折断的声音，桡骨与尺骨两端呈锯齿状，刺穿了灰色的皮肤。男孩并没有喊痛，甚至没有注意到自己骨折了，但这两个助手可受够了，跳起来就冲出房间逃跑。
我则是本能的退了几步。现在说起来还是很不好意思。成年后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行医，受过专业训练，甚至可以说是被人民解放军豢养长大的。我处理过太多战场上的伤患了，也不止一次与死神 擦身而过，但我现在却吓坏了，为这位看似虚弱的男孩而惊骇。
那男孩蜷曲着朝我这儿扭来，他的手臂完全被扯脱了，皮肤跟肌肉分离，只剩下残留的骨骼，挣脱的右臂上面还绑着断掉的左手掌。他拖着身体爬过地板。
我赶紧冲出去，锁上门，缓和一下情绪，控制我的恐惧和羞傀，等我开口问村民这男孩是怎 感染的时候，我的声音还是怪怪的。没人回答我，我开始听见撞门的声音，是男孩拳头发出的虚弱敲击声，拍打着薄木板，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被这个声音吓到跳起来，并祈祷村民们没注意到我已经脸色苍白了，半是因为恐惧，半是因为挫折。我大吼说我要知道到底这男孩是怎变成这样的。
有位年轻的女士上前来，是孩子的母亲，看得出她已经哭了好几天了，干涸的眼睛通红。她承认，事情是发生在男孩跟他父亲去「钓月」的时候。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潜水进入三峡水坝内淹没的遗迹中寻宝。水坝下有一千一百多个遗弃的乡村、城镇以及城市，总能够找到些值钱的东西。这阵子这种「钓月」活动还挺常见的，而且也挺违法的。她解释，他们不是掠夺民产，他们是回到自己的村庄「旧达昌」，从一些没迁走的屋舍中寻找传家之宝。说到这儿，她一再重复他们不是去偷东西的，我只好向她保证绝不会报警，才能要她继续说下去。她接着说，男孩出水的时候大哭，脚上就带着一个咬痕，由于水太浑浊又暗，他不晓得到底是怎被咬的。而孩子的爹却从此就没了下落。
我拿起手机，按下桂谷文医生的电话号码，他是我从前在部队里的老战友，目前在重庆大学的传染病研究所工作。(3)我们寒喧了一阵，问候彼此的健康和各自的孙儿孙女，就是几句社交上的问候。
接着我告诉他这里爆发的这场疾病，而他则嘲笑了这些乡下人的卫生习惯很差，我也跟着嘻笑了一阵。接着我想到我目睹的这个事件可能意义重大，他好像是有点勉为其难的问起病征细节，我巨细靡遗地告诉他：咬痕、高烧、男孩、断臂……他脸上的表情立刻凝重起来，笑声也停了。
(3)?重庆医学大学第一级附属医院的传染病与寄生虫研究所。
他要我让他看那些感染的患者。我回到活动中心，用手机拍下海位病人的情形，他要我把镜头栘近到伤口的部位，我照着做了，当我把镜头转向我的脸时，我发现他已经把影像切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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