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奇怪，又问：“江水那么绿，看不到水底，你们怎么知道哪个地方有捞尸钩?”
“你问这么多干嘛?”苗姐烦道，“快去干自己的事。”
我看苗姐神色有些不对劲，不好继续纠缠，只好悻悻地离开办公楼。这时候，有一个中年男人走进渡场，苗姐见了就追出来叫住我。那个中年男人叫何邝，以前是是彝江上的捞沙工人，也曾捞过尸体。唐二爷还没出事前，人手就不够了，现在更加紧张，因此苗姐就从外面请人来帮忙。这种人算是临时工，将来有什么责任，肯定会推到何邝身上，可谓一举两得。
何邝住在彝江的另一面，与渡场遥遥相望，过来时直接撑竹筏，他偶尔还会载着别人渡江，一次收费五毛钱。何邝不用住在渡场，以后每天来报道一次，捞捞垃圾，清清泥沙就好。最重要的是，广西的暴雨季节已经来了，到时候渡场会忙得四脚朝天，救人、泻洪都要找渡场解决。
苗姐和何邝在办公室里待了一会儿，然后就由我带着何邝在渡场里转了一圈，给他介绍渡场的环境。恍惚之中，我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半年多前——那时候唐二爷也这么带着我转了一圈。在经过办公楼西侧时，何邝看见了后面的废弃小楼，问我那里为什么没有人住，浪费了一栋楼多可惜。
半年前我问过同样的话，唐二爷是这么回答的：“那栋楼年久失修，不适合住人了，拆掉也不方便，所以就留在那里了。”
我原封不动地照搬那句话，何邝就纳闷地问：“年久失修?渡场才多少人，怎么有两栋办公楼?”
“没说那里是办公楼呀，也许是……”我本能地要解释，可话讲到一半就哑了。何邝说得没错，不管废弃小楼以前是办公楼，还是宿舍楼，哪一种答案都显得很突兀，我之前却没往深处想过。不过，何邝的好奇心不重，只是随便问了一句，他就不再关心了。太阳渐渐西下，我们转了一圈，最后就一起走去江边。
何邝的竹筏就在眼前，他倒不急着回去，而是接着跟我唠叨往事。何邝虽然不是舟桥部队的人，但他以前和唐二爷等人捞过不少尸体。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打捞遗体需要单位开介绍信，家属拿着介绍信找到水运公司或者大队，再由这些单位组织渔民打捞，家属通常递包烟、送条鱼就算酬谢。到了七十年代，打捞遗体的费用仍比较低廉，两个人一艘船，各算一个工分，一个工分3元，一天赚9元，俩人分。
在何邝的印象中，捞尸费用是从改革开放后涨起来的。八十年代的时候，按尸体算钱，捞起来一具是200块，一个人一天能分到三四十就不错了，如果是村里的人，几乎不收钱。何邝十几岁就开始在江里捞鱼，他记得90年代后期，打捞遗体的价格已经到3000元左右了。让何邝印象最深的一次捞尸是在90年代初，彝山镇一辆客车在汽运码头附近跌入彝江，53名乘客仅1人生还。当时渡场人手不够，何邝等一群渔民就被叫去捞遗体，现场惨不忍睹。
“现在好了，渡场管得越来越严，老渔民都不插手捞尸的事了，只有张大户这些老顽固还敢抢生意。”何邝惆怅地道。
我望着江面，替渡场开脱：“我们捞尸没收过一分钱。”
“我知道，可其他捞尸老人不那么认为。你想想看，其他地方都有捞尸队，民间的捞尸人想捞就捞，哪会像镇上那样管得那么严。”何邝对我说。
我不想为这事争吵，于是转移话题，问道：“何老伯，你跟唐二爷很熟吗?”
“当然熟了!不只他，我跟胡嘉桁、洪克、韩天笑也熟得不得了，可惜有的人命不好，先走一步了。”何邝说完就点起一支烟，猛地抽起来。
洪克、韩天笑?前两任渡场场长?我早觉得那两个人的死有些蹊跷，既然何邝自己提出来，我索性就问：“洪克和韩天笑都是在打捞时出意外的，没人调查过吗?好像胡队长说，洪克在大桥垮塌时下水救人，遇到了食人鱼。”
“没错，胡嘉桁没骗你。”何邝边说边卷起袖子，露出粗壮的手臂。
我瞧了一眼，不由地一阵哆嗦，原来何邝在1988年大桥垮塌时也曾下水救人，但被食人鱼咬伤了，留下了大面积的伤疤。若非韩天笑将何邝救上岸，那么何邝也会像洪克一样尸体全无——当然，何邝并不知道，洪克的尸体前段时间曾莫名其妙地漂现在彝山水库里。何邝故地重游，感触颇多，和我说了很久才划着竹筏回到对岸的家中。
夕阳将江水染得半绿半红，像是一堆熟了一半的水果，美得让人窒息。可就是这么一条美丽的江水，有多少人葬生在里面?我长叹一声，不想陷入悲伤之中，随即就转身走回渡场，准备和大伙一起吃晚饭。苗姐为了融入渡场，居然留下来吃晚饭，搞得气氛很严肃，没有往日那般轻松快乐。
我还没捧起碗筷，苗姐就大声道：“你们吃饭前都不洗手吗?快去洗手!”
大家邋遢惯了，听到要洗手，便嬉皮笑脸地走出去，到食堂外面的水龙头前排队。苗姐可能怕我们应付了事，还走出来监视着。没想到，就在胡队长、岳鸣飞、贾瞎子、韩嫂卷起袖子准备洗手时，我竟看见其中一个人的手腕有异状——有人最近被蛇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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