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的过下去，1931年8月的时候，太爷爷终于为莫家生了第一个儿子，也就是我爷爷。我可怜的爷爷还没满月鬼子就打进来了，整个家庭也随着这场国难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
鬼子进城第一件事就是搞“亲善”，他们命令城里所有的大户，每家必须派出一个人到政府担任公职。这种丢人现眼有辱祖先的事情，家家都不乐意，但为了活命也只好一家派出一个人儿子，我们家派的是我太爷爷莫留。
话说我太爷爷莫留别的本事没有，就写字好，鬼子得知太爷爷这个本事，就让他去做抄写文件之类的工作。哪知太爷爷上班第一天，早会还没开完，烟瘾就犯了，连打哈欠，再流眼泪，然后迅速回了家，再也没去过。另外几家也如法炮制，没办法嘛，那个年代大烟横行，大家都是表兄弟，有点什么共同爱好也是正常的，鬼子也不可能倡导一次禁烟运动，只能默许了他们的旷工。
就这样，我们家混了十来年，虽然受尽屈辱，但也没缺胳膊没断腿的支撑到了光复前。
有句话怎么说来的，黎明前的黑暗。
鬼子在东北的最后几年，很是倒霉。前线战线过长，补给压力过大，后方锄奸队也不给他好日子过，通常是今天晚上刚任命一个，明天早上脑来上班的只有一个脑袋。城里人心惶惶的，很多胆子小的，接到鬼子的任命之后，为了祖宗名声，全家的性命，也不等锄奸队来，直接一根绳子自我了断了;胆子大的呢，就收拾包袱逃到外乡。
噩运最终还是降临了。
一天，我太爷爷莫留，亲自出门去买大烟(一般这种事情都由他2女儿做)，正好碰见一个伪政府的同事。虽说俩人在机关没接触(主要我太爷爷从上班第一天就一直旷工，想接触而不得啊)，但私下里经常讨论大烟问题，有几分私交。这个人向我太爷爷透漏，鬼子有意要让我大太爷爷莫亭去做警察署长，据说文件都已经拟好了，三天后委任状就会送到家里。
这对我们家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啊。做个小文员不参政，光复后还家里花点钱就能小事化无，可这警察署长，是板上钉钉的大汉奸啊，就凭家里那点钱，是怎么都洗不清的。
太太奶奶一听，大惊失色，连忙叫人把大太爷爷莫亭从窑子里叫回来，然后又找了自己娘家的哥哥四处活动。
可不知道为什么，小鬼子像铁了心一样，油盐不进，金子银子统统不要，只要大太爷爷莫亭去做警察署长。最后本城最大的汉奸挺身而出，对我太太奶奶表示，如果我们家肯把祖宅送给他，他愿意帮忙活动。
无计可施之际，我打太奶奶，只好吩咐家人收拾东西，准备让出祖宅。正在大家手忙脚乱，一直醉生梦死的大太爷爷莫亭，终于表现出他身为一家之长的威严。他站在院子中间，大喝道，即使全家死绝，祖宅也要留着放牌位。
祖宅虽然在大太爷爷莫亭的坚持下保住了，可警察署长的委任却迫在眉睫。多年的酒色过度早已掏空了大太爷爷的身子，这一气一急之下，他体内隐藏的花柳病毒彻底爆发。终于，在委任状下达之前，39岁大太爷爷死于花柳病，哎，怎么说也比做汉奸好点。
大太爷爷莫亭死后，太爷爷莫留成了一家之主，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家在解放的时候，终于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成份——城市贫民。我的太爷爷也平平安安的终老家中。
奶奶给我简略的讲完莫家野史之后，车也就到了。
现在的祖宅由爷爷的弟弟三爷爷看管，他给我和奶奶安排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能搭上边的亲戚都请了过来，坐了满满一院子。酒席中，我见人就叫爷爷，反正能和我奶奶平起平坐的，我叫了也不能吃亏。
酒足饭饱之后，三爷爷送我和奶奶安回了房间。可还没等我坐下，三爷爷一把抓起我，接着一个曲球，把我直接扔到了祠堂里，并从外面锁上了门。
这一刻，我仿佛一下子回到了白毛女时代，我趴在门上，双眼含泪，手拍门板喊道：“三爷爷，我要是起夜怎么办?”
“屋里有后门，从后门出去有的是空地，但要注意啊不要去屋后的小树林里乱跑，里面有狗，小心咬到你。”
说完，三爷爷就和过去的地主老财一样，拿着他那一串叮当乱响的钥匙走开了。我假装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泪流满面了一秒钟之后，迅速回头打量祠堂配置。
我家的祠堂和别人家的其实差不多，就是墙上挂着祖宗们自吹自擂的牌匾，然后桌子上摆着无数的牌位，放着香火和贡品。为了配合气氛，屋里的灯特别的昏暗，都啥年头了，三爷爷也不知道换个一节能灯，即明亮又省电还环保。
在侧对着牌位的墙边还放了一张单人床，上面厚厚的被褥，看起来还挺暖和的。我再往床边一瞄，神呀，我老谋深算的三爷爷，把行李都给我拿来了。无奈之下，我只好当着祖先的面换上了睡衣。
天还很早，我睡不着，就去给祖先们上了一炷香，上完香之后，我百无聊赖的跪在那看那些牌位。太太爷爷的牌位果然是最大的，可他却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是大太爷爷莫亭的。大太爷爷莫亭的牌位，不仅木质和雕工最好，连上面的字都是金箔贴的。啧啧，真不知道一个浪荡风流花柳病而死的败家子，怎么能搞出一个这么低调奢华的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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