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摄像机不再对准看台和来宾，而是转向了路障后面的人群。镜头前不时闪过一只只手，出现了一块标语牌：“这座魔鬼的大厦花了千百万!民众福利怎么办?!”
吉丁斯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摄像机又对准了看台阶梯，州长和市长走走停停，向人群挥手致意。吉丁斯说：“我老是有这样一种感觉，只要现场有群众，政客们就会聚到一起，那怕为一个妓院歌功颂德。”他微微一笑。“到时候，妓女的选票与其他人一样有效。”
纳特平静地问：“威尔，那些改动许可证你是从哪儿弄来的?”他看到吉丁斯脸上的微笑顿然逝去。
“你给我看了复印件，”纳特说，“原件在什么地方?”
吉丁斯不吱声。
纳特摇摇头。“你要是不敢回答这个问题就直说。”
“我不敢，纳特。”
“那原件在哪儿?”
吉了斯用空酒杯在桌面划圈，一圈，又一圈。末了他说：“我不知道。”他抬起头，“这就是事实，愚蠢而又简单。我昨天收到的邮件就是一个袋子，里面装着复印文件。没有寄件人地址，邮戳是中央火车站的。”他摊开两只大手。“没有便条，只有复印件。也可能是什么人想开个玩笑。”
“你这样认为?”
吉了斯慢吞吞地摇了摇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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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弗·弗雷泽守候在大厦广场看台阶梯旁，他没戴礼帽，胸前别着那朵水灵灵的麝香石竹，笑态可掬。汽车一辆接一辆地从清理过的街道驶来。弗雷泽心想：这些人全都挂着一副准备出席婚礼或是准备牺牲的表情，还有准备参加葬礼的表情。
“他上前两步，伸出手。“大使先生，”他说，“您今天百忙之中莅临指导，真是不胜感激。”
“我笨(本)来就不可不来，弗雷泽先生。这座美丽的摩天大楼是提供给人云(与)人之间进行交流的。”大使赞许地摇摇头。
参议员约翰·彼得斯和众议员卡雷·威考夫也赶来了，他们是搭乘同一班空中公共汽车从华盛顿飞来的。他们下了出租车，朝看台走去，两边排列着路障;标语牌挥动起来，有几个人唱起一支谁也听不懂的歌。
“到处都是警察，”卡雷·威考夫说。“我相信这似乎存在着某种危机。”
参议员说：“我本来以为你会管他们叫探子。格罗弗，你可挑了个好日子。”
“欢迎欢迎，杰克，卡雷，”弗雷泽说。“你们来得正是时候。请二位上看台，休息一下，我这就上来。”
“我敢打赌，”彼得斯参议员说，“你会提到上帝、母亲的义务、人类的未来——且不谈政治上的言外之意，是吗?”
弗雷泽微微一笑：“一点不错。”
***
世界大厦装有闭路电视网，可以观察每一个楼层，每一个副地下层。然而大厦今天不对公众开放，安全控制台无人值班，电视系统也没有启用。
不过，今天的电脑中心仍然是有人操纵的，这就好比胎儿的心脏在跳动，心脏在出生以前就开始向正在发育的器官输送营养和活力了。”
在电脑中心那半圆形的控制台前，一个工作人员正面对忽明忽灭的指示灯、旋转的卷轴和一排排仪表盘。他注视着这座大建筑物的健康状况。
所有系统处于正常状态，所有系统都在运转。这位工作人员坐在转椅上，面对巨大的控制盘。他可以松弛一下了，简直可以打打瞌睡。
他叫亨利·巴贝，同妻子海伦、三个孩子，还有海伦的母亲，同住在华盛顿高地。三个孩子中，安，10岁，裘迪，7岁，皮迪，3岁。他岳母64岁。巴贝有哥伦比亚大学电子工程学的学位，平时喜欢下棋、看足球，还喜欢看现代艺术博物馆上演的老片子。他今年36岁，看上去一直就是那样年轻。
天可怜见，他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击中他的：那根18英寸长的撬棍从后面一击，打碎了他的天灵盖。他立刻就死了。他再也无法知道后来发生的一切。
约翰·康诺斯面对他的尸体站了一会儿，仔细察看控制盘上那些闪忽不定的指示灯。随后，他离开这间宁静的控制室，顺着楼梯朝副地下层走去。附近变电所的电缆就是从那儿进入大厦的。他关上门，免得有人打岔，然后一言不发地坐下，不时看看手表。
他先前在内心里问过自己的那个问题，此时得到了满意的解答。他细细地察看着巨大的电缆和安然静卧的变压器，嘴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那句话：一个三垒打就可以扫清本垒，干吗要短打?
“跑开，”他低声说道。“要干就干他个天翻地覆。”
广场上，乐队奏起了《星条旗》，抗议的标语牌随国歌的旋律挥动着。
斯坦恩博士在祈祷：大厦将以其交流信息的能力，成为全人类和平的工具。
在广场一角，人员混杂，里边还恰到好处地夹着几个穿制服的警察，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在唱歌，要求恢复巴勒斯坦的合法权利。
奥杜尔先生在为大厦祝福。
标语飞舞，要求控制人口增长，要求让今年初春象报春花一样遍地出现的堕胎在全国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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