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贞说：“这个可比不得。警官学校出来就有工作，我们就不行了。现在国家不包分配，找个工作都很难。”
杜姨说：“谁说不是呢?现在找工作特别难。据说连我们这些国营厂里的老工人都快要下岗分流了。”
我打断他们谈话，问杜姨这房子以前是谁住的。
杜姨说：“是我们家振国。以前他在这里睡，顺便照顾姥姥。谁知道这孩子去年秋天说什么也不来住了，非要住校。”
我看看吕振国，他低着头不说话，好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
我又问道：“以前出租过吗?”
杜姨说：“出租过。有个卖菜的住了两天，也没打招呼就走了。后来有个乡下的亲戚进城开了个烟酒商店，只干了一个礼拜，就回老家了。这不，剩下这么多烟酒都不要了。”
杜姨又说：“我妈年纪大了，有什么事你们多照顾着点。”
我和子贞答应着。我看见吕振国在屋子里东张西望，显得很不自在。
杜姨和子贞聊了一会儿，起身告辞。子贞送杜姨出门的时候，一直沉默不语的吕振国突然问我：“你们住在这里没事吧?”
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随口说道：“没事，没事。”
等杜姨和吕振国走后，我仔细捉摸这句话，觉得有点问题。“你们住在这间房子里没事吧?”
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是指有没有发生什么怪事?还是指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这句话说得模棱两可，实在让人不好捉摸。
四月十六日，星期六，小雨。
今天，子贞去了小姨家里。我一个人闲着无聊，找房东老太太聊天。
我问她有几个孩子。
老太太抬起下巴，吐了吐舌头，用沙哑的声音说：“两个，一个儿子，一个闺女。”
我盯着老太太的眼睛，忽然发现老太太的眼睛很特别，是一双标准的倒三角眼，眼球格外的黄，黄得近乎透明，舌头在说话前总是伸出嘴边来，下巴微微向上翘。说话的时候，还一字一顿的。
住了这么多天，我还是第一次仔细打量房东。
我问她怎么没见她的儿子来过。
老太太吐了吐舌头，说：“他有两年多没来看我了。”
我问她想儿子吗。
老太太说：“我想他，他也不想我呀!他现在是有家的人了，要上班养家，还要哄老婆孩子，顾不上我。”
我说，或许他有别的困难吧!
老太太说：“应该是吧!嗨!我也想开了，现在的人都这样，对丈母娘比对亲娘好。”
我想，别再说下去了，再说老太太该哭了，便岔开话题，问她这几间房子有些年头了吧。
老太太说：“年头不多，才五十多年。刚盖这房子的时候前边还是空地，走不多远就是环城湖。有个国民党的大官被抓住了，就在前边的空地上给kei ou了。”
我不明白老太太说的“kei ou”是什么意思，该怎么写，看老太太说“kei ou”是着重加强的语气，估计和英文“kill”相近，是枪毙的意思。
我问她那个国民党大官是不是特务。
老太太说：“不是特务。他以前是国民党的大官，后来改了名字，混在了无产阶级队伍里。还当上了供销社主任，后来有人揭发了他。就在前面的空地上，公安拿着盒子枪把他kei ou了。好多人都来看，人山人海的。”
我看到老太太说“kei ou”时那种狠狠的眼神，心里说不出的害怕。害怕什么呢?却又说不上来。
这个房东老太太真的怪怪的。
四月十七日，星期日，阴转晴。
昨天夜里，我被打门的声音吵醒，听见有人喊：“妈，妈，我回来了。”我看看夜光表，已经零点了。听声音，不是房东的女婿。我想，或许是房东的儿子良心发现了吧?
我听见铁门“吱呀呀”被打开的声音，随后有自行车被推进来的声音和被支起来的声音，跟着铁门“哐当”一声又关上了。自行车行进的声音一直延伸到正屋门前，又被支起来。
“妈，妈，我回来了。”那个男人的声音又喊起来。“妈，你吃枣吧!我给你打枣。”
院子里传来“哗啦啦”的声音，是竹竿打在枣树上的声音。
房东的儿子肯定不是弱智就是精神病患者。不然怎么会在半夜里打枣?再说枣树刚开过花，哪里有枣?
我这么想着，迷迷糊糊中又睡着了。
大清早，去院子里打水的时候，我看见地上落满了青色的枣树叶子。
我在院子里找了一圈，也没看到自行车。房东的儿子是什么时候走的?该不是半夜里来，鸡鸣以前走吧?想到这里，我不禁有点后怕。
老太太还没有起床。
我洗完脸，刷完牙，就出去找工作去了。
中午，我回来的时候，老太太正坐在小院里看蚂蚁。
我问她，昨天晚上她儿子是不是回来了。
老太太抬起头，吐了吐舌头，说：“没有呀?他都两年多没来了。”
我又问她是不是他女婿来了。喊她妈男人，除了她的儿子就是她的女婿，不会有旁人。
老太太说：“女婿也没来。女婿礼拜三和礼拜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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