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注《礼》各家：汉有南郡太守马融、安南太守刘熙、大司农郑元、左中郎将蔡邕、侍中阮谌;魏有秘书监孙炎、卫将军王肃、太尉蒋济、侍中郑小同;蜀有丞相蒋琬，吴有齐王傅射慈;晋有太尉庚亮、侍中刘逵、司空贺循、给事中袁准、益寿令吴商、散骑常侍干宝、庐陵太守孔伦、征南将军杜预、散骑常侍葛洪、太常博士环济、谘议参军曹耽、散骑常侍虞喜、司空中郎卢谌、安北将军范汪、司空长史陈邵、开府仪同三司蔡谟;宋有光禄大夫傅隆。太尉参军任预、中散大夫徐爱、抚军司马费沉、中散大夫徐广、大中大夫裴松之、员外常侍庚蔚之、豫章郡丞雷肃之、谘议参军蔡超宗、御史中丞何承天;齐有太尉王俭、光禄大夫王逸、给事中楼幼瑜、御史中丞荀万秋、东平太守田憎绍、征士沈麟士;梁有护军将军周舍、散骑侍郎皇侃、通直郎裴子野、尚书左丞何佟之;陈有国子祭酒谢峤、尚书左丞沈洙、散骑常侍沈文阿、戎昭将军沈不害、散骑侍郎王元规;北魏有内典校书刘献之;北齐有国子博士李铉;北周有露门博士熊安生;隋有散骑常侍房晖远、礼部尚书辛彦之。他们所注之书，或听见不同，各有来取;或师资相传，共枝别干。内中也有注意典制，不讲义理的;也有注意义理，不讲典制的。
“据在下看来;典制本从义理而生，义理也从典制而见，原是互相表里。他们各执一说，未免所见皆偏。近来盛行之书，只得三家;其一，大司农郑康成;其二，露门博士熊安生：其三，散骑侍郎皇侃。但熊氏每每违背本经，多引外义，犹往南而北行，马虽疾而越去越远;皇氏虽章句详正，惟稍涉冗繁，又既道郑氏，而又时乖郑义，此是水落不归本，狐死不首邱;这是二家之弊。惟郑注包举宏富，考证精详，数百年来，议《礼》者钻研不尽，自古注《礼》善本，大约莫此为最。在下冒昧妄谈，尚求指教。”
那纪晚村听了，不觉连连点头道：“如此议论，才见读书人自有卓见，在下甘拜下风。”亲自倒了一杯酒，奉了上来。
我端起这杯酒，还没有来得及喝，那陶然又道：“方才吴公子畅谈礼制，见解不凡，在下也十分佩服。但在下也有些疑问，尚要请教吴公子，不知道吴公子可否赐教?”
可否赐教?话说得好听，我若是不回答，你能放过我吗?便说道：“陶先生有话请讲当面，何言请教二字。”
“既然如此，那陶某就献丑了。方才大家所说，不是音韵，就是礼制。陶某想来，这些虽然是莫大学问，但倘若只专注于此，岂非皓首穷经，没有一点趣味。陶某不才，在辞赋上倒有些见识，今日遇着吴公子，便想请教：何为赋?如何为赋?为赋之人，又以何人为上?”
这便是要考量我的文采了，不过比起方才那一段礼制之问来，这个问题要轻松多了。我说道：“《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攡文，体物写志也。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瞍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途，实相枝干。故刘向明‘不歌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也’。至如郑庄之赋《大隧》，士蔿之赋《狐裘》，结言短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
“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播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已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馀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
“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既履端于倡序，亦归馀于总乱。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写送文势。按《那》之卒章，闵马称乱，故知殷人辑颂，楚人理赋，斯并鸿裁之寰域，雅文之枢辖也。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斯又小制之区畛，奇巧之机要也。
“观夫荀结隐语，事数自环，宋发夸谈，实始淫丽。枚乘《菟园》，举要以会新;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鵩鸟》，致辨于情理;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及仲宣靡密，发篇必遒;伟长博通，时逢壮采;太冲安仁，策勋于鸿规;士衡子安，底绩于流制，景纯绮巧，缛理有馀;彦伯梗概，情韵不匮：亦魏、晋之赋首也。
“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縠者也。所以说：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写物图貌，蔚似雕画。抑滞必扬，言旷无隘。风归丽则，辞翦荑稗。当然，这些都是在下的一面之词，陶先生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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