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父亲拥抱了他，然后转向沙绿蒂。他伸出一只手指放在她下巴下，把她的脸抬起了一点。低矮的红砖房后的停车场上，传来一阵低沉的汽车启动声，那是隆隆的柴油机的声音。“玩得开心。”他说。
她的眼睛浸满了泪水，她迅速把它们擦掉，那种姿势有点像在发火。“会的。”她说。
突然那种绷紧的、闭塞的、捉摸不定的表情又落到他的脸上，像啪地合上的武士的面盔。他又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乡下人了。“把这些包都搬进去，孩子！感觉这个里面有铅……老天帮把劲！”
他和他们留在一起，直到四个包都检查过。他仔细看过每个包上面的标签，一点没注意到抬包工那种屈尊似的逗乐表情。他看着抬包工用一辆独轮小车把行李推出去送到汽车的狭道里，然后转向布莱特。
“跟我到人行道上去。”他说。
沙绿蒂看着他们走出去。她坐在一个硬座上，打开手提包，取出一块手帕，非常烦恼。看起来好像他只是祝她玩得好，然后要把孩子带回家。
在人行道上，乔说：“让我给你两条建议，孩子。你可能一条都不会用，男孩总是这样，但我想这不会妨碍父亲说出它们。第一条是这样：你要去见的那个人，那个吉姆，他什么都不是，他只是一块狗屎。我同意你去进行这个短期小旅行的一个原因，是我觉得你已经十岁了，十岁的人应该已经能分辨得出粪块和香水玫瑰了。你见到他就会明白。他什么事都不干，只是坐在办公室里，翻弄一些纸。这个世界上的各种麻烦中，有一半就是出在这种人身上，因为他们的脑子和手之间的联系已经断开了。”乔的面颊像开始在发烧，“他只是一块狗屎，可能你现在会不同意我的话，去那儿看看就知道了。”
“好的。”布莱特说，他的声音不高，但是很沉着。
乔·坎伯微微笑了。“第二个建议是，让你的手捂好你的口袋。”
“我没有钞——”
坎伯取出一张皱巴巴的五美元纸币：“有，你现在有了。不要在一个地方把它花光。笨蛋总是很快和他的钱分开的。”
“好的，谢谢你。”
“再见。”坎伯说，他没有要第二个吻。
“再见，爸爸。”布莱特站在人行道上，看着父亲钻进汽车开走了。这是布莱特最后一次见到他。
同一天早上八点一刻，加利·佩尔维尔穿着尿渍斑斑的内裤从屋里出来，对着金银花撒尿。他固执地认为，有一天他的带着酒气的尿会让金银花作呕得枯萎。但这一天还没有来到。
“啊——我的头！”他大喊，浇灌爬上他篱笆的金银花时，他用空出来的那只手抓着头。他眼睛里有一道道鲜红的小点。最近他的心脏像个老水泵那样卡喀卡塔地轰鸣，好像抽的不是血，而是空气。在他快把自己拉光（近来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又从皮包骨的两腿间咕噜咕噜地大量地排出他那恶臭的肠胀气后，他感觉到一阵猛烈的胃痉挛。
他转身要回去，就在这时候，他听见了降叫声。这是一种低沉、有力的声音，它就从他长满金银花的庭院边缘和外面的干草场相汇处的外侧传来。
他迅速转向那声音，他忘了头痛，忘了心脏卡喀卡哈的轰鸣，忘了胃痉挛。已经有很长时间他的脑海中没有重现法国战争中的幻景，但是现在他有了，突然间他的思想在尖叫：德国人！德国人！全班卧倒！
但不是德国人。草分开的时候，出现在那里的是库乔。
“嘿，孩子，你嗥叫什——”加利说着，结巴了。
从他上次看见疯狗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年了，但他永远忘不了那一幕。那时他刚结束一次露营旅行，顺着东港线回头，正路过马基亚斯的阿摩考车站。他开的是那辆地五十年代中期买的印第安摩托车。一只喘着粗气、骨瘦鳞峋的黄狗像一个鬼魂，在那个阿靡考车站外游荡。它侧面的躯体随着急促的呼吸凸凹变化着，泡沫像稳定的水流从嘴角滴下，它的眼珠狂乱地翻着，后半身粘着一块块粪便。它几乎不是在走，而是在滚，好像有某个刻薄鬼半小时前刚掰开它的嘴，向里面灌满了廉价威士忌酒。
“棒极了，它在那儿。”修车工说，他扔下活动扳手，冲进连通到车站停车场的一间拥挤、昏暗的小办公室里，出来时他沾满油污、指节粗大的手里握着一支·30——30手枪。他迅速跑上柏油停车场，单膝点地，开始射击。第一枪低了，一片血云中子弹削飞了那只狗的一条后腿，但它却几乎纹丝不动（那情景加利记得很清楚、库乔现在就这样），然后它只是四面看了看，不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修车工的第二枪几乎要把它劈成两半，黑红色的溅射中，那条狗劈开的躯体撞上车站旁的一辆摩托车。不一会儿，又有三个男人开车进了车站，他们是华盛顿县三个个头最小的男人，肩靠肩挤在一辆1940年造的道奇小货车的驾驶室里，都带了武器。他们鱼贯而出，对着死狗又开枪射击了八到九枪。一小时后，当修车工刚在加利的印第安摩托车前按上一个新前灯时，县狗类官员驾着一辆乘客测设有车门的斯都德贝克尔车来了。她戴上一副长橡胶手套，切下黄狗脑袋的残留物，送到州健康福利部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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