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里克特医生隔离在这个侧室里了。”内瓦里医生停在关着的门边说。门右有一扇窗。从窗子望进去，玛丽莎可以辨认出病人来。跟强化护理区的其他病人一样，他仰面朝天躺在由静脉输液罐和导管构成的天篷底下。身后是个示波器，闪烁着连续不断的脑电波轨迹。
“我想你最好还是戴上口罩，穿上防护服。”内瓦里医生说。“我们对这些病人都执行了隔离预防措施，原因不说你也明白。”
“当然了，”玛丽莎说，竭力不显露出迫不及待的样子。如果她可以选择，她会钻进一个塑料球里去的。她套上罩衣，戴上帽子、口罩，穿上靴子，外加乳胶手套。内瓦里医生也如此这般装扮停当。
她朝病人俯下身子，不知不觉地抑住了呼吸。病人，用一句不敬的俗话来说，一只脚已进了棺材。脸色灰暗，双眼凹陷，皮肤松弛。右颧骨上有块伤痕。嘴唇干裂，门牙上有一块干了的凝血。
凝视着病人，玛丽莎不知所措。可是内瓦里医生正弯腰俯视她的一举一动，她下意识地觉得自己该有所动作。“你感觉怎样？”玛丽莎问。然而话一出口，她就意识到这是个愚蠢的不言而喻的问题。说也奇怪，里克特医生的眼睛颤颤地睁开了。玛丽莎立即发现他眼白有内出血。
“不好，”里克特医生嘶哑地低声说。
“一个月前你真的在非洲吗？”她问，不得不俯低身子，心中升起一股同情。
“六个星期以前。”里克特医生说。
“你接触了什么动物吗？”玛丽莎问。
“没有。”顿了一顿之后，他又挣扎着说，“见了不少，不过一只也没碰。”
“接触过什么病人吗？”
里克特医生摇摇头。说话对他显然相当吃力。
玛丽莎挺直身子，指着病人右眼下方的伤痕，问内瓦里医生。
“这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
内瓦里点点头。“生病前两天遭了抢。栽倒时撞的。”
“可怜的家伙。”玛丽莎说，心为里克特的不幸而一紧。过了片刻，她才补了一句：“我觉得差不多了。”
通向强化护理区的门背后有一个铁架，支着一个塑料袋。玛丽莎和内瓦里脱下防护用具扔进去，回到五楼护士台。玛丽莎提醒自己在盥洗池里洗了手。
“咬了里克特医生的那只猴子呢？”她问。
“我们做了检疫，”内瓦里医生说。“也尽可能地做了各种化验。看来它是健康的。”
他们似乎什么都想到了。玛丽莎拿起里克特的病历，想查一下他眼结膜出血是否有记录。有。
玛丽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抬眼看着内瓦里医生。他也正期待地看着她。“好吧，”她含糊其辞地说。“我得好好研究一下这些病历。”蓦地她记起了有一类疾病叫做“病毒性出血热”。它们极为罕见，却致命地危险。其中有几种来自非洲。她提出了这个可能，期望为这个诊所的医生们所做的一系列暂时诊断拾遗补缺。
“病毒性出血热也考虑过了。”内瓦里医生说。“那也是我们这么快就向CDC报告的原因之一。”
这个“斑马”诊断算完了，玛丽莎忖道。这是医务界的一条格言，听见蹄声你就想马，而不要去想斑马。
内瓦里医生接到一个紧急呼叫。玛丽莎如释重负。“真对不起，”内瓦里说。“我得去急诊室。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噢，我想要是能进一步加强病人的隔离措施会更好。你们已经把他们都安置在同一病区了。不过我认为应当把他们移到完全独立的一翼里，实行彻底的隔离看护，直到弄清这种病的传染性为止。”
内瓦里呆呆地看着玛丽莎。她一时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片刻之后他说：“你说的对。”
玛丽莎拿了那七本病历，来到护士台后的小房间，一本一本地看下去。除里克特医生外，其他是四个女的，两个男的看来得了同一种病。尽管还不知道，他们之间必然有过直接的接触，或者都暴露给了同一污染源。玛丽莎时刻提醒自己，由于这是她的第一次实地调查，她的工作方针应当是尽可能搜集一切资料，转交亚特兰大。她再次细读里克特医生的病历，包括护士的评语。在笔记本上，她用单页列出一切可能有关紧要的事项，包括此人已出现的呕血情节。这显然非流感所有。她一边工作，思绪却一直萦绕在里克特六个星期前去过非洲的事上。这一点必然十分重要。从诊断学的角度看，一个月的潜伏期似乎不合常理。除非是疟疾，而这又被明确否定了。当然，有一些病毒性疾病，如艾滋，就有较长的潜伏期。不过艾滋病不是急性的病毒性传染病。后者往往只有一个星期的潜伏期，上下不超过几天。玛丽莎就这样艰难地读完了所有的病历。它们记载了各种关于年龄、性别、生活方式、职业和环境的资料。她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给每个病人用单页写下自己的发现。不多久，她就看出这是一群不同的人。除里克特是医生外，一个是女秘书，在里克特诊所的病历部工作。两个家庭妇女，一个水管工，一个保险推销员，一个地产经纪人。在这样一组多种身份的人当中发现共同点的机会似乎不大，尽管他们一定接触了同一传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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