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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舒适的隧道从来没有出现过，不过对于在这栋房子里长大的法兰妮·戈德史密斯来说，拥有这个工作间（有时候父亲称之为“工具室”，母亲则称之为“你爸爸喝啤酒的肮脏去处”）就足够了。那里有古怪的工具和奇形怪状的小玩具，有巨大的柜子，柜子里有上千个抽屉，每一个抽屉都塞得满满当当，钉子、螺帽、刀片、砂纸（三种型号的砂纸：细的、中粗的和粗的）、刨子、水准仪，以及所有她当时叫不上名字、如今仍然叫不上名字的东西。工作间里的光线十分昏暗，只从房顶垂下一只挂满了蜘蛛网的40瓦灯泡，灯光总是对准父亲工作的身影。屋里弥漫着灰尘、油污的气味，还有烟斗冒出的烟味，她现在似乎得出一条规律：每个做父亲的都必定抽烟。烟斗、雪茄烟、纸烟、大麻烟、印度大麻烟、莴苣烟，反正逃不出一个烟字，因为烟味是她童年时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把那个扳手递给我，法兰妮。不是那把小的。今天在学校做什么了？……是吗？……那么，罗德斯为什么要把你推倒呢？……是呀，很严重的擦伤。不过跟你衣服的颜色倒是挺相配的，你不觉得吗？现在你只要找到罗德斯，让她再把你推倒一次，把另一条腿也擦伤，那两边就对称啦。把那把大起子递给我，好吗？……不，黄把的那个。”
“法兰妮·戈德史密斯！马上给我从那个肮脏的地方滚出来！把校服换下来！马——上！你又要脏得不成样子了！”
即使到了现在，她已经21岁，她还会弯腰穿过那道门，站在父亲的工作台和那个冬天里暖洋洋让人昏昏欲睡的古老的本·弗兰克林炉子之间，捕捉星星点点小法兰妮·戈德史密斯在这间屋子里长大的感觉。这是一种虚幻的感觉，几乎总是带着淡淡的忧伤，回忆起她已经很少忆起的夭折的哥哥弗雷，他曾经多么健壮地成长，可终于像断线的风筝一样飞走了。她站在那儿，闻着无孔不入的油味，闻着潮湿的霉味，和父亲的烟斗散发出的淡淡的烟味。她几乎想不起那时候自己是怎样一个小小的、小小的小女孩，可是离开这个地方，她有时候反倒会记起来，而这种感觉是愉快的。
不过现在还是来说说客厅吧。
客厅。
如果说工作间就像父亲的烟斗发出的幻觉般的气味（他有时在她耳痛的时候，轻轻地把烟喷进她的耳朵，不过之前他总是先让她保证不告诉卡拉，因为她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大发雷霆），是童年时代幸福的象征，那么客厅则代表着一切你希望永远忘掉的童年的记忆。不跟你说话的时候把嘴巴闭上！记吃不记打！立刻上楼换衣服，你不觉得穿这个不合适吗？你的脑子是木头做的吗？法兰妮，别抓弄你的衣服，人家还以为你身上有跳蚤呢。你安德鲁叔叔和卡莱娜婶婶会怎么想？我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在客厅，你必须保持缄默；在客厅，你想搔痒却不能；在客厅，不绝于耳的是专制的命令和无聊的谈话，亲友捏痛你的面颊；喷嚏不能打，笑不能笑，还有最受不了的，连呵欠也得憋回去。
客厅的中心是那只时钟，那只令她母亲魂牵梦绕的时钟。这只钟是卡拉的祖父托宾斯·鲍恩1889年搬回家的，此后几乎立即被奉为传家宝，多年来历经变迁，每次都被小心地包好，买好保险，随着全家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只钟的诞生地是纽约州的布法罗，一家名叫托比亚斯的作坊，那地方的烟味和龌龊劲丝毫不亚于彼得的工作间，虽然这种比较要是让卡拉听到一定会斥为风马牛不相及），当家族中有人因癌症、心脏病或事故去世时，这只钟有时又被从家里的一个位置挪到另一个位置。自从彼得和卡拉大约36年前搬进这栋房子，这只钟就一直立在客厅里，忠实地守着自己的岗位，滴嗒，滴嗒，把平淡无奇的时间细细密密地分割开来。如果她愿意，这只钟总有一天会是她的，当法兰妮注视着母亲苍白、震惊的面孔，她曾经认真地想过。可是我不想要！我不想要，而且也不会要的！
在这个房间里，玻璃钟下放着一些干花，地上铺着一块嵌着暗红色玫瑰花图案的鸽灰色地毯，一扇雅致的凸肚窗俯瞰山下的1号公路，公路和花园之间是一大片水蜡树树篱，这是在加油站刚刚在公路拐角处出现的时候，卡拉以一种不折不挠的热情，不断催促丈夫种下的。这树篱一经种下，她又热情不减地催促丈夫想办法让树篱快些长高。法兰妮心想，即使是放射性肥料能帮她拔苗助长的话，她也决不会弃之不用的。随着树篱不断长高，卡拉关于水蜡树的抗议的噪声在逐渐减小，估计再过两年左右，这噪声就会完全消失，因为到那时，树篱的高度就会把那个讨厌的加油站完全遮住，使这神圣的客厅从此免遭亵渎。
至少，有关这个话题的噪声将会消失。
墙纸上巨大的绿叶红花的图案几乎和地毯上的玫瑰花同样暗淡。早期的美式家具和一套深色的红木双门家具。一只仅供展示的壁炉，壁炉旁边永远一尘不染的红砖地面上，一成不变地摆着一截桦木。在法兰妮看来，那截木头怕是早已干燥得像报纸一样一点就着。桦木上面吊着一只巨大的罐子，大得足以供小孩在里面洗澡。罐子是从法兰妮的曾祖母手中传下来的，它一成不变地悬挂在那块永恒的桦木上面。壁炉台的上方，结束这一部分画面的，还有那杆一成不变的燧发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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