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坐在电视前看韩国世界杯，还是现在或以后中国队的比赛，我还会跟着心潮
起伏紧张激动，还会摔酒瓶子骂人，但已经没有了当初的那份纯粹的冲动——1999
年是国奥队冲击悉尼奥运会的比赛期，我和另一个朋友没有告诉父母，就偷偷跑
上了火车，上车之后才来得及拿出中国地图，用手比划着去上海的路程。
22个小时之后，我第一次站到了上海滩的地上。因为听不太懂上海话，我和
朋友直到坐了近四十分钟的公汽到达目的地之后，才发现走错了，门口的黄牛党
兜售的不是国奥队的比赛，而是张学友的演唱会，我们要找八万人体育场，却跑
到了虹口体育场，整整差了一个方向。结果是两个人每走两步就问一个人，一直
到天已经擦黑才摸到八万人体育场的门口。一看，门票已经停售了，第二天早上
才再开始。
忍着痛住到一晚上三百的宾馆里，除了大呼奢侈（那时候我刚刚上班，一个
月才拿两百的薪水），就是兴奋的怎么也睡不着，两个人开始计划一周的安排，
可能是因为太激动，总之你一句我一句，直到最后却什么也没计划出来，快到后
半夜才慢慢睡去。第二天起个大早，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买到票之后，居然能看到
中国队的训练——后来我曾在沈阳又零距离看了一次国家队的训练，也没有怎么
的兴奋，但在上海的时候毕竟是第一次，由不得我们不激动万分，在顶着细雨观
看了近一个小时之后，俩人还像猫捉老鼠一样追着那些场上的星星们疯跑，除了
几个队员以外，还意外地截住了当时的主教练霍顿。他留给我的印象很和蔼，也
很热情，但只可惜他还是没有能够挽救中国足球。
回家的火车异常缓慢，我们也都因为过度兴奋后带来的劳累而哈欠连天，就
连经过长江时列车员喊大家起来看时我们也懒得起来，两个人还开玩笑，说无非
比黄河稍微长些。回家之后也没能仔细回味上海的味道，因为注意力都已经被父
母的巴掌转移走了。
这就是两座城市和我的第一次。上学的时候因为成绩不是很好，我终究还是
没有考上设立在它们其中的任何一所大学，这叫我感到非常遗憾，尽管我后来也
曾经拥有留在那里的机会——还记得头一回去清华大学找‘一刀’小同学时，我
站在已经封冻的荷塘上面，笑嘻嘻地对着蹲在岸上为我拍照的骚瑞哥手中的镜头
做秀，虽然表面看起来平静无比，其实心里面那叫一个感慨唏嘘，也不为别的，
因为读北京的大学，是我妈寄予我最大的一个心愿。
而对于上海，除了那个城市里还有一个朋友让我经常想起，别的对这座城市
的所有印象却似乎什么也没有了，包括它著名的夜景和浩荡的黄浦江，都已经非
常模糊。也许，最深刻的记忆，都留在路上了。
手术室
很小的时候，一帮孩子呆在一起总喜欢谈论各自父母的职业，由此也常常滋
生出许多经典而深刻的回忆。比如现在一看见“茅台”牌的字样就会想起那个象
姑娘一样腼腆的小学男同学，他妈妈是售货员，所以我们的香烟一般都是他负责
提供；如果某一天忽然在电影里看到过去的布票，一个父亲在百货公司上班的女
同学见人就发的一大摞当草稿本儿用的布票则就会鲜活地出现在记忆面前；而现
在已经濒临倒闭的电影院门口，似乎还有着另一个小同学的姥爷的模糊影子：他
总是坐在那里一边黑着脸收着别人的票，一边微笑着告诉拼命往里挤的我们几个
：别挤，别挤，慢慢来。
我爸我妈都是医生，所以我鼻腔经常接触的大多都是各种消毒水的味道，就
是那种一进医院就可以闻到的气味儿。因为父母的工作规律和时间都差不多，没
有特别充裕的时间来照顾我，所以在除了姥姥住在我家之外，童年我的大多数时
间就泡在医院里，几年下来，除了消毒比较严格的科室，比如手术室没进去过以
外，基本上已经把整个医院的各个角落都转遍了；就象那个年代喜欢跟着大人上
班的每一个孩子都对父母职业相当熟悉一样，那些在部队里的同学每天玩的是枪
和子弹夹，而我的收藏品里，绝大多数则都是各种药品的小瓶子小罐子——相对
于那些一见穿白大褂的拉着大人的裤子坐在地上放声大嚎、眼泪、鼻涕、口水一
起流的孩子，我对各种医院的检查及治疗手段却显得见惯不怪，觉得都是小菜一
碟，实在犯不上大惊小怪。
不过就算是再小的菜，也有吃颓的一天——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好象是刚
过完春节不久，我正在街上疯跑，被父母逮个正着——要知道，我小的时候不管
任何情况下，通常都是一个大人出来找我，如果是俩人一起出现，那肯定是我又
闯了什么大祸，否则决不会如此地兴师动众；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撒腿想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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