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开始了他的voir dire——“女士们，先生们，也许人们对陪审团制度最出色的评论是，真相是由那些诚实、可敬、具有不同经历的公民们同心协力合作揭示出来的。所以让我用这个问题作为开始：在你们的人生经历中是否有这样的例子，某人被不公正地提起了刑事起诉，你们能够回忆起那个案子的事实吗？”
有一位年轻的黑人股票经纪人，大约30出头，穿着一件蓝色的西装上衣和一件白色开领的短袖马球衬衫，他身体前倾，说道：“在南方，施以私刑太司空见惯了，即使在60年代也如此。这经常是建立在捏造的证据之上的。”
虽然拉里花了一些时间和诺顿·马歇尔——这位来自华尔街的年轻的潜在陪审员——探讨了这一美国历史上的祸患，但是他非常清楚戈斯会动用他的“绝对回避权”把这位真诚的年轻人送回到股票交易所。在刑事案件中，律师有两种要求潜在陪审员进行回避的权利。一种是有原因的，因为某人抱有偏见显然是不能担任陪审员的。另一种是绝对回避权，不需要解释，但是其使用不得出于歧视的原因——例如种族或宗教。
其他几位潜在陪审员对格林的问询有不同的意见。每位律师完成了一轮询问之后，这一组人或被入选或被拒绝。这一程序进行了不算很长时间后，格林撞上了好运。伊斯特·斯坦博格举起了她的手。
“什么事，女士。”格林冲她点点头，“你有什么问题或者也许想说点什么吗？”
“是的，”她回答说，她开怀地笑着，轻声却坚定地说，“J'accus。”
“什么？”戈斯大声叫嚷着。
“噢，耐心些，”格林劝告说，“我相信斯坦博格太太会解释的。”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伊斯特·斯坦博格——这位仪表庄重、衣着完美、粉黛时髦的七旬老妇人——谈起了一桩叫做“德莱弗斯”的案件。
阿尔弗雷德·德莱弗斯上尉是法国陆军中一名犹太炮兵军官。他蒙冤受到叛国罪的指控，在1894年被一军事法庭定罪。他被判入狱，在南美洲海岸外臭名昭著的恶魔岛上服刑。1896年，法国军方获得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德莱弗斯是无辜的，但是他们隐瞒了这一消息，没有释放他。他一直被囚禁到1899年。1898年法国伟大的小说家埃米尔·左拉写了一篇4000字的文章，以公开信的形式致信给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他把该文命名为“J'accus”——《我控诉》。左拉提出充分、有力的证据，谴责了德莱弗斯上尉在法国军事法庭上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左拉的文字在法国政府内激起了官员们的怒火。这篇文章也引发了法国全境反犹太主义的可耻浪潮。左拉受到审判，被认定犯有刑事诽谤罪，被判在狱中服刑一年。他逃亡到英国，在那里呆了一年多时间。到那个时候，德莱弗斯的定罪被撤销了。对上尉进行了重审，结果他再次被定罪。但是，法国政府很快就赦免了他，他被陆军复职。之后他得到晋升，并被授予荣誉勋位勋章。1906年，法国最高法院正式宣判上尉无罪。几年之前，针对左拉的诽谤指控已经被撤销了，但是他对德莱弗斯上尉的支持让他在经济上破产了。在这桩重大冤案发生的12年后，人们为阿尔弗雷德·德莱弗斯上尉举行了一场盛装阅兵典礼以示敬意。
格林下定决心不能失去斯坦博格太太，但是他得保证这不能做得太明显，让戈斯看出来。
“斯坦博格太太，”他温和地问道，“我能问一下您是否是犹太人？”
她脸微微一红，回答说：“是，我是。但是——”
格林马上打断了她。“我想您的宗教联系以及您对德莱弗斯一案的了解不会影响到你听取本案中的证据、理解法官在法律问题方面的职责、与其他陪审员进行商议并做出公正的裁决，对不对？”
“是这样。”她迅速回答说。
格林继续问：“当我问你们关于司法不公的例子时，为什么您会引用德莱弗斯案，有任何理由吗？顺便问一下，您认为导致德莱弗斯冤案发生的状况是刑事司法体制中的通常现象吗——例如，在我们这个国家里？”
“我认为德莱弗斯的例子是个特别令人震惊的不公案件，”她回答说，“但是我认为考虑到我们刑事司法系统中所具备的所有防范措施，像德莱弗斯一案中类似的权力滥用在这个国家里几乎不可能发生。”
她的回答让地区检察官戈斯非常满意，他接受斯坦博格太太作为陪审员。格林乐开了花。
18
路易斯·加尔多总警监，
1973—1974年
到了1973年，警察腐败形成了肆意蔓延的态势，而警察广场一号的领导层们却无力或者不愿采取任何策略加以遏制。这只能靠新的市政管理层和具有革新精神的警察专员来扭转大局，但是考虑到这个城市的政治格局——民主党占统治地位，而且市长很受欢迎——这看来不太可能发生。然后就出现了温思罗普·哈格罗夫，所有人都认为他不可能当选。
52书库推荐浏览： [美]查尔斯·海因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