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是一个小偷。他的手法真的很简单。他和他的拍档比利·麦克基恩警员相互勾结。古德温会从当地的毒贩手里买些毒品，之后他会用无线电通知麦克基恩带领着他的小组突袭毒贩的窝点，并将其逮捕。他们会没收毒贩全部的毒品和毒资。他们把所有的钱和大部分毒品留下来，等到这趟巡逻结束时，它们会在古德温、麦克基恩以及其他两位小组成员之间进行平分。例如，如果他们缴获了50袋海洛因或高纯度可卡因，他们会上交10袋作为证据，把40袋分掉。之后，他们会把这些毒品转卖给一些和他们经常合作并提供关于其他毒贩情报的街头吸毒者，这样他们可以换一天再次设套捞上一笔。要是被告会被送上法庭，麦克基恩或者另两位警员中的任何一位会跟地区助理检察官说他们意识到自己进行搜查的理由不充分，他们太急于求成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合理的根据。于是案件便会撤销。其他情况下，他们会告诉检察官被告是他们的合作者，或者被告是个被毒品弄得神智恍惚、需要戒毒治疗的瘾君子。他们使用一堆不同的计策，最终使被告脱身。这样的结果是吸毒者乐得高兴，不会将他或她受到敲诈的事情告诉任何人。为了避免形成同种模式被人发现，他们总是很小心，绝不会再次利用同一位地区助理检察官。作为一名缉毒警察，里奇·古德温在18个月的时间里捞取了几千美元，这样的资历足够可以让他在第13分局的公司里占有一席之地。
要不是出了一件事——开始只是件风流韵事，最终演变成一组缉毒警察被捕，他们的操作手法和古德温一伙非常相似——“黄鼠狼”也许可以在反毒局里呆上更长一段时间。对纽约市警察局而言，不幸的是，古德温这样的腐败小组并不仅仅限于反毒局。在纽约市任何一个县任何一个反毒局的任何部门中，都存在着少量组织严密的腐败窝点。其中一个的灭亡始于一家叫福里尼的酒吧，据说这里是曼哈顿刑事司法系统中那些政治掮客们聚集的场所。26岁的布罗森姆·兹姆是一位为法律援助协会工作的助理律师。她和36岁的阿伦·史蒂文斯首次约会，他在纽约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中当助理。他们简短交谈了几句，打破沉默后去福里尼餐厅，然后他们谈起了与本行有关的事情。
“你要知道，阿伦，”布罗森姆说，“碰到如何对付吸毒者这个问题时，你的办公室里是一帮毫不妥协的强硬家伙。对我们来说，有些缉毒警察有勇气承认他们犯了错，这是幸运的。”
“例如？”史蒂文斯谨慎地问道。
“嗯，就在过去几个月中，”兹姆解释说，“有一组在时代广场周围执行任务的缉毒警察两次向我承认，说他们的搜查不太正当，他们告诉我他们没有合理的根据就过早动手了。”
“对该信息你采取了什么行动？”史蒂文斯问道，“那些警察长什么样？”
在详细描述了那组缉毒警察的相貌之后，布罗森姆接着说：“嗯，当然了，我告诉一位地区助理检察官发生了什么，在得到警员的证实之后，案件被撤销了。但是为什么你会问起这些警员？”
“因为那帮家伙上个月跟我说过同样的话。所以我想知道为什么仅在几个月时间里他们就进行了三次有问题的搜查。在我看来有猫腻。”
“你看，这就是检察官们的毛病，”布罗森姆发怒了，“你疑心重得令人讨厌。”
“也许你们这样的人太天真了。”史蒂文斯立刻反驳说。“但究竟是为什么？”他补充说，“让我们吃饭吧。”他这样说是不想把首次约会弄砸了，但是第二天他当然会调查这些巧合的事件。
没花多少工夫就查清了缉毒警察布雷恩·欧赫尔利和他两位密友所虚构出来的把戏。一旦内务处得到十几名吸毒者提供的合作，至少这群腐败警察是彻底完蛋了。之后不到六个月的时间，每位警员都供认有罪，在北面的监狱里服刑数年。当然，早在这之前，里奇·古德温就动用了他的关系，去第13分局重新偷盗已在安排之中。但真的没有必要如此匆忙，因为内务处在法办完欧赫尔利和他的党羽之后终止了调查，他们不愿相信存在这样一种腐败模式。
“嘿，马尔维，你怎么想？”“黄鼠狼”身体倚住马尔维，用他那种令人烦躁、带着鼻音的腔调问道，“你有办法让我的一个好朋友做做斗鸡的买卖吗？”
马尔维屏住呼吸，担心一旦吸入他周围的空气会严重危及他的健康。“不行，里奇。”他很快回答说，走到了一边。然后他又含糊其词地说：“他们已经安排好人排队了。”
“好的，我明白了，”“黄鼠狼”回答道，“我只是希望能做笔来钱快的中介生意。”不知怎的，马尔维并不感到震惊，但是当他听到“黄鼠狼”在身后喊“明晚你我会上再见！我会坐在你旁边，让你开开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时，他一下子变得沮丧起来。
可是，这并非这个早上困扰马尔维的事情。更令他困扰的是他感到一种恐惧，他必须和一伙认为他和他们一样是小偷的腐败分子们坐在一起。他知道这种感觉是多么的糟糕，在华盛顿高地斗鸡结束之后，德·阿里奥·圣地亚哥会扔给他一只装着钱的肮脏的褐色袋子，此时就是同样的感觉。他决定给莎侬·凯利打电话。她知道该做什么，她总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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