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第75辖区来了一位新长官。杰基·德斯蒙德警监一直采用的是警察广场一号的高层们的“米老鼠”传统，在警员中间享有坚实的声望。他要寻找可以值得信任的警司。当有人告诉他霍尔特训练新搭档的一贯做法时，他认定找到了想要的人。
很快，史蒂文·霍尔特回到了第75辖区，这次是作为其中一名巡逻警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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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市警察局蓝墙，
80年代末
纽约市警察局体系内的腐败问题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而且看起来已难以控制。正如内文斯警监所预测的那样，在70年代特别调查委员会提出的建议收效甚微。虽然在第13分局的腐败警察们被捕之后，市长立刻在新闻媒体上发布了乐观的公告，还真诚地承诺将做出积极的改变，但是在体制上没有任何举措来解决周期性的警察腐败。内务处仍然是个没有警察愿意去的地方，所以这里仍然充斥着那些令人讨厌的或者不太合格的警察，还有其他一些看来不能适应正常警务的人。
纽约州特别检察官办公室是依照腐败调查委员会其中的一项建议而设立的，在获得了一些大小不一的成功之后，它被遗弃了。在它存续的这些年里，人们都憎恨它，因为州长赋予它权力可调查起诉警察以及调查刑事司法体系内的其他形式的腐败行为，至那时为止，该权力本来一直握在纽约市推选产生的五大地区检察官手里。地区检察官不会宽恕或忘记州长曾做过的事，因此，他们中没人会特别帮忙。
然后在1990年，新当选的市长W.卡尔顿·理查森走马上任后不久，便任命肯尼·拉提根为他的市政法律顾问。
拉提根反过来推荐任命肖恩·J.内文斯担任纽约市新任警察专员。理查森市长采用了这一举荐，这震惊了多数警察高管。虽然纽约市消防局曾经有过一位中尉——在其历史上其他时候甚至有一名消防员担任了消防员工会主席的——越过他的上司们当上了局长，但是那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在警察局内发生过。没错，是有一些警察专员来自警局系统外，他们通常是有名的律师，和就任的市长（不管是谁）关系密切。从来没有戴着警监警衔的人成为这个被传统束缚的警局的最高行政长官。
维吉尔·桑普森专员是位出色的警官和行政管理人员，但是他缺少灵活和政治知觉以应对警局里顽固的高层势力，他也受不了官僚做派的细节问题，而这是警察广场一号的日常主要活动。所以，他把职权和控制权越来越多地交给了他的副手们，他们非常欢欣地接受了。之后的12年内，桑普森专员的继任者们更是遵循传统的人士，于是很快，警局又回到之前不希望发生惊涛骇浪的目标上去了。如果没有丑闻，也就没有重大变革。如果所有人都明白犯罪有其低潮和高潮往复循环的阶段，不会受到来自警局外部或内部变化的影响，那么就不会带来问题让头头们去解决。在好年头的时候，把它归功于公共安全的加强；在坏年头的时候，把责任推给毒品、公众的漠然、政客和地区检察官们。
没有媒体来揭发丑闻，基本上不会提到警察腐败，对腐败的调查交给了那帮被派到内务处的笨蛋们，于是警察广场一号的头头们日子过得很舒坦。让警察专员开心，让他出现在和当地孩子们一起参观篮球中心的新闻里，多给一些和老年人在一起接受媒体拍照的机会，尽可能多升官晋级，升到资深总警监的职位，然后退休到一家主要的商业组织里领导其安全部门。不错的生活，至少对头头们而言。
可是对公众而言，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1990年的纽约很快成为了美国境内最危险的大城市之一，其中的一个区布鲁克林按人均水平已经在这个国家里最暴力市政区域排行榜上名列第五。
警察腐败再次变得猖獗。很快来自联邦方面以及警察局内部的秘密报告对持续增长的腐败毒瘤提出了警告。不幸的是，这些报告基本上都被置之不理。
至少有一位警察专员，迈克尔·G.基廷想做些事情。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警察，一位卓越的总警监，是靠着其功绩稳步进入了警局最高层的，而且他还是位极受人尊重、从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休下来的上校。可惜的是，他的任职时间短暂，而且在理查森市长选举获胜后，他没有被留任。如果不是有肖恩·J.内文斯的话，替换基廷将会铸成大错。
多年来，普莱斯勒和内文斯一直努力保持联系。普莱斯勒把目光盯在尽快通过升职考试，希望更高的警衔可以给他带来机会，进行变革以防止系统性腐败的回归。在短短几年内，普莱斯勒被提升为警督，然后是警监。到内文斯被任命为警察专员的时候，普莱斯勒的警衔是副高级警监。
每一次晋升，普莱斯勒都会遇到挑战以及令人兴奋的任务，例如指挥领导紧急勤务小组以及警察情报局，他负责制订安保计划以保护外国显要人物的安全。也许对普莱斯勒最具挑战的工作是他被任命监督一项旨在创建一种长期机制以减少犯罪的团队任务，通过运用计算机统计分析来批准警方各辖区指挥权所涉及的责任义务。普莱斯勒的这套创新程序系统叫做“打击犯罪”，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因其大幅降低了纽约市犯罪率而广受赞誉，而且成为了一个蓝本，被世界范围内的警察部门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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