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在警察局中几乎无人明白犯罪集团利用从体育赌博中获取的巨大利润来资助多种其他活动——从放高利贷到敲诈抢劫到控制贩毒。而贩毒，除了其他一些因素之外，是造成看起来已经失控的街头犯罪的罪魁祸首。亟需毒品的瘾君子以及暴力贩毒集团的贪婪把纽约市街头变成了一个恐怖地带。
执法机构的问题是行政官员中几乎没人意识到体育赌博是有组织犯罪的现金源。公共道德处的最后一任长官当然明白其中显而易见的联系，在这一精英部门被撤销之前，他经常相当灰心失落地说：“必须要让公众相信每次他们交给赌博经纪人100美元，它们将会以毒品或枪支的形式回到邻近街区，被用来谋杀他们的孩子和警察。”他同样明白赌博经纪人只是一位特许经营人，他必须定期给犯罪集团上缴费用。在全国范围内由数千名赌博经纪人组成的网络每年带来的利润有几十亿美元，为犯罪家族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流。
但是警察广场一号的头头们认为该观点完全不靠谱，因为它不理解所有的可用资源都必须分配给打击街头犯罪。这场攻势中采用的主要战略是所谓的“对毒品宣战”，这注定要失败，因为他们从未努力去减少对毒品的需求。戒毒治疗和教育计划被认为是社会服务工作，不是执法行为。
又是同样这群头头们把领导交通警察部门的菲尔·布朗顿高级警监视为一个怪人，他说减少地铁内犯罪的方法是重拳打击乘地铁逃票者，也可以称为十字门翻越者。他认为——警察广场一号的头头们可没有看出来——这样的行为也许会揭示出反社会的倾向。如果你逮捕了这些人，会发现有不少人也许先前有过严重犯罪的记录，也许是获得假释而出狱的。他们被捕后，交通警察们发现许多人都不再和他们的假释官保持联系，其他许多人则因与其他犯罪有牵连而遭到通缉。所以，高级警监的结论是如果他能够把这些人从大街上和地铁内清除出去，结果将是地铁犯罪的陡然减少，这被证明是正确的。
这种理论将打击“生活质量”犯罪视为对付严重犯罪的主要工具，这不是传统主义者能欣然接受的。这和他们学到的所有东西背道而驰，而且危险。警察局的高层们相信如果他们宣称这种方法会降低犯罪，而一旦失败，对他们把宝贵资源浪费在轻微犯罪上的愤怒批评，他们无法承受。
“所以，伯尼，那就是我想跟你谈的事情，”局长继续说，“我们已经在布鲁克林发现了一处污垢之源，第75辖区，那里的大部分警察年轻、正直、具有奉献精神。在他们被那里的六七个腐败分子传染上病毒之前，我们必须找到他们。布伦达，对伯尼说说你有什么发现。”
布伦达·摩尔的警衔一直在升，但他仍然保留着他出色的密探网络。在他看来任何情报、新闻或消息源都是重要的。收集情报不仅仅是他的工作，而且是他的嗜好，目的是扩大他的数据库。这也让他在警察局成了抢手的人物，成为他的力量基础。
“那里有位警司，负责夜间监督，自他得到这份差事起就开始偷窃了。”摩尔开始了介绍，“他非常狡猾地限制自己的腐败活动，以保护自己不被发现。在过去的几年里，他领导着一个大概有四名或六名其他警察组成的团伙，包括该辖区的一位巡警慈善协会代表斯科特·鲁本以及一位候补代表加布·培罗恩。他们通常以敲诈勒索酒后驾驶人员或其他的一次性机会捞取些外快，但是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是从在东纽约活动的一些犯罪团伙手里偷盗毒品和钱。当然，这种手法没有什么新颖之处，除了这伙人纪律非常严明之外。在任何可能被人偷听的地方，他们都不说话，而且他们都不用电话。”
“但是”——此时摩尔笑容绽放、露出了牙齿——“他们的确犯了错，变得贪得无厌起来。他们不再满足于抓人、没收毒资和毒品，然后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进行平分，相反他们建立起特许经营模式，允许贩毒团伙活动，每月从中抽取份子钱。虽然这带来更多的钱，但使他们易于暴露了。”
摩尔解释说这帮人会逮捕某个团伙的成员，没收钱和毒品，当晚把毒品再卖给其他团伙，然后在巡逻结束时瓜分赃款。这种“回收利用”毒品的方式安全，但是无法带给他们想要的那么多钱。所以他们确认了在东纽约活动的总共八个团伙的头目，要求他们每月按照总销售额的一定比例上缴保护费。为了确保数目真实，他们会随机进行一些查抄行动，清点钱和毒品，然后推断出每月的收入。如果他们认定钱给少了，该团伙的活动将被中止三个月。一旦中止期满，这伙警察会告诉团伙成员如果作弊再次被抓住，他们将永远失去警察的保护，而且如果该团伙成员销售毒品被抓，他们将被逮捕，面临终身监禁。这样的制裁从来就没有实施过，因为这些团伙非常清楚作弊的后果。这伙被称为“布什终点站匪帮”的人创造了一种利润非常丰厚的产业。
这伙恶棍警察得到这个称谓是因为他们收钱的会面地点选在名叫“布什终点站”里——一个包括数幢大楼的商业性综合场所，位于布鲁克林靠近高恩纳斯林荫大道的滨水地区——一处废弃的仓库内。选择这个地点是因为它距东纽约有数英里之远，该团伙认为这能降低被发现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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