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莉森稍微缓过神来，便用附近的一部电话报了警。萨福克县的911警察紧急行动中心将艾莉森的电话转给了一辆在公园周边地区巡逻的警车，而所有装备警务监控扫描器的应急单位都立马打开警灯拉着警笛直奔罗伯特·摩西州立公园。隶属萨福克县警局和纽约州警局的巡逻车、消防车、救护车以及萨福克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员纷纷奔赴现场，很快加入他们行列的还有一整支记者队伍。
距圣诞节还有五天的时候，两个人被谋杀于一个向来平安无事的郊区州立公园，这可是值得24小时连轴报道的新闻。遇害者的身份问题只会引起更多的兴趣。
首批做出反应的警察向巡逻警官通报说：“我们发现了两个西班牙裔男子，显然是头部中弹致死。看起来像在遇害后被从主干道上抬到了这里。我们在每具尸体上都找到了布鲁克林一家工厂的薪水条儿——很可能就是他们自己的。”
奈德·利昂是长岛有线电视21频道的当班记者，也是第一个听见呼叫的记者，他的厢式汽车仪表板上配了警务扫描器，车顶还配备了未经授权的红色警灯。利昂做警务记者已逾12个年头，早先曾在如今已寿终正寝的《长岛新闻》工作过很长时间。他既酗酒又抽烟，这是他刻意养成的习惯，以符合一个强悍坚忍、专事街头犯罪报道的记者形象。这些陋习理所当然地给奈德·利昂带来恶果，他饱受慢性咳嗽和出血性溃疡之苦，且面容忧愁枯槁如一老者。利昂以及所有所谓的警务记者都喜爱这些装备或是可以体现警察权威的器具。有些人戴着假冒的警徽，有些甚至携有发了执照的枪支。他们佩戴着象征性物件招摇过市，却不必像真正的警察那样面对艰巨的责任和危险。不过奈德还是博得了警察及其他警务记者的尊敬，因为他具有一个街区侦探那种不凡的调查技能。他对原始资料的分析能力往往使案情在罪犯落网之前就已水落石出。
两个西班牙裔人在1990年以被执行枪决的方式遇害，这对于奈德·利昂而言只意味着两种情况：这两人是布鲁克林一桩恶性毒品交易的牺牲品，或者该谋杀缘起种族纠纷。像利昂这样的资深记者，每天要么悠闲地沉思冥想，要么就是与丑恶的杀人案、被虐待的妻子、遭遗弃的孩子打交道，在他看来这个案子别无其他动因。雇用遇害兄弟海勒姆·罗德里格斯及雷蒙·罗德里格斯的工厂位于布鲁克林一块名声很坏的地区，在那里与毒品有关的杀人案件司空见惯；而在纽约市，种族间关系极为恶劣，甚至在东边与之相邻的拿骚、萨福克两县也好不到哪里，因此奈德·利昂的想法绝非仅是玩世不恭的猜测。然而这一回他的结论与事实相去甚远。
“吉米，”萨福克县警察局刑侦总长菲尔·皮泰里说，“我手下的谋杀案警探认为昨天早晨在摩西州立公园发现的两个人是被市里的警察所杀。”
“有什么证据吗？”地区检察官詹姆斯·克罗利问。
“老实说，”皮泰里缓缓答道，“除了一些事实以及一个警察的直觉，他们还没有掌握多少证据。验尸官根据尸体僵硬度估算出死亡时间为被发现之前六到八个小时。既然死者来自布鲁克林，我的人推测凶手是在那里作的案，然后抛尸于摩西。”皮泰里等待克罗利做出反应，见后者不语他又继续说下去。
“法医从每位受害者的头部各取出了一枚弹头。我们的弹道实验室确认该弹头用于警察专用.38口径手枪，你知道，那是由纽约警局配发的左轮手枪。还有这个：北部州公园路一家加油站的服务员在20日凌晨两点给一个开厢式货车的人加过油，那正是尸体被发现的日子。他说司机看起来像警察，而车里的两个乘员也像警察。最后，服务员说当司机拿钱包付款时，一支枪柄从腰带处顶了出来。”
“嗯，”克罗利说，“现在要有人坦白交待多好。”
“得了，吉米，”皮泰里嗔怪道，“耐心点。我的手下正在与纽约警局内务部门合作。谁知道，假如我们查清了真相，或许会有人向你供认的。”
“怎么不会？”克罗利答道，“这个城市有三万警察，1993年在我任期结束时你也许能有幸找到向我招供的人。”
2
肯尼·拉提根，
1990年和1991年
1989年，W.卡尔顿·理查森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成为纽约首位非洲裔美国人市长。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谢尔曼·巴迪·库珀——理查森的一个老朋友和同盟军，将手下负责处理团伙作案的肯尼·J.拉提根推荐给理查森，作为其首席市政法律顾问。市政法律顾问就是城市的律师，其成员可以在纽约市任何部门遭起诉时作为其代表。从传统来看，市政法律顾问不仅是市长的首席律师，也是其心腹。库珀检察官认为肯尼·拉提根是一个理想的人选。拉提根的判断力近乎完美，而且可谓赤胆忠心。
当拉提根行将结束第一年任期时，他对工作中的每一时刻都充满了热爱。虽然对民事法律实践并无经验，拉提根还是做出了很好的调整以适应新工作：聘请在许多专门行业（包括市政、金融及房地产）内经验丰富的一流律师，当然也配备了作风强悍的出庭辩护律师，以对付过失法领域内的硬仗。拉提根尤其为能成为市长核心集团的一分子而高兴，他能够直接面见理查森，这实际上赋予了他在所有重大决策上的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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