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屋子当中有一张桌子，皮革桌面，很是厚重，上头又是墨迹又是刮痕，旁边则放着两把皮座扶椅。椅子的皮面本来是红色的，现在则呈褐色，看起来粉粉的，其实是坐在椅子上的人在椅面上留下来的锈色污斑。桌子正中央摆着一个墨水台，以及一只空荡荡的银色笔盘，几罐黯淡的绿玻璃瓶里，则装着干巴巴的黑粉。
琼恩·贝利推着轮椅来到桌边，将一包包文件放在桌面上。
“我希望你们可别觉得不方便才好。如果有什么需要，一定要告诉我。我会帮你们把炉火点上的，不过烟囱都已经好几百年没扫过了———我担心你们被烟给呛到，要不然我们就把一整间屋子的炉火都点上。你们觉得这样够暖和吧？”
莫德生气勃勃的，肯定地跟她说他们够暖和。微微的红光，在她象牙白的双颊上闪了一下。她的生命似乎因寒冷而绽放，她似乎向来熟习冷的感觉。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希望能尽快看到你们的成果。十一点的时候我会泡好咖啡，到时候我再拿过来给你们。”
当莫德照她的想法，提出他们应该采取的读信方式时，两人之间宛如结霜般十分淡漠。她早已决定好，两人各自去看自己感兴趣的那位诗人的信，并且先将一些规矩说清楚，遵循她在女性资源中心沿用的模式，将自己的发现记录到索引卡上。罗兰并不同意这样的做法，一方面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毫无选择的余地，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自己怀有一个憧憬，想象着两个人的头一起低低地靠在手稿上，循着故事的进展，一起分享他一厢情愿所揣想的———情绪。现在看来，这个憧憬实在可笑，而且根本不可能实现。他表示，依照莫德的模式，他们很可能会丢失叙述推展中的文字感，然后莫德很强势地反驳他，他们现下所生活的时代，重视的正是叙述的不确定性，而且他们可以在读完之后互相参照，何况，再怎么说，他们的时间十分有限，而且她所关切的，是克里斯塔贝尔·兰蒙特。罗兰答应了，因为时间的紧迫确实是一大问题。于是他们安静地工作了一段时间，中间除了被带着热咖啡瓶前来的贝利夫人打断之外，也就只有一些为了查证什么事项而引出的怪异的谈话。
“你知不知道，”罗兰说道，“布兰奇戴眼镜吗？”
“我不清楚。”
“这里有个地方提到她的目光，说是表面上看起来闪闪发光。我不确定这里说的表面用的是不是复数。”
“她是有可能戴眼镜，也说不定他把她比喻成蜻蛉或是其他什么昆虫。他应该读过克里斯塔贝尔写的昆虫诗，那个年代的人迷昆虫迷得发狂。”
“那她到底长什么样子，我是说布兰奇？”
“没人知道她到底长什么模样。我觉得她应该很苍白吧，不过那也只是由于她的名字我才会这么想。”
一开始，罗兰是以全然专注的好奇在阅读，一如他阅读鲁道夫·艾许的作品。这种好奇是一种带着预言的深入，他深知另一个人的心思如何推展，他读过的东西都是他早已读过的，他掌控着他特有的、惯性的构句与着重点。他的心可以向前跃进，聆听尚未读到的部分的律动，好似他就是作者，在脑中聆听着这些还未写出来的文字的魂魄的律动。
不过眼前这番读信，经过一段时间———一段短短的时间后———惯常那种辨认和预知的乐趣却褪了去，取而代之的是高升而起的紧迫感。这主要是因为，写信的人本身就处在紧迫之下，搞不清自己关注的目的和对象。他发现他很难将这个东西刻入自己平日看待事物的体系之中，他企求清楚明了，可是得到的响应，却似乎总是谜题。由于没有对方的那一半书信，罗兰甚至没办法弄清楚那些谜题究竟是些什么，他只能一再地抬头仰望坐在对桌那位一脸困惑的女士，而她则安静、卖力、不耐烦、审慎地在她那一小叠卡片上，巨细靡遗地做着笔记，然后用银色的套环把卡片串在一起，眉头继而皱了起来。
信，罗兰发现，那是一种无法预想结果的文字叙述，毫无终结可言。他身处的时代是个由叙述理论主导的时代。书信诉说的不是故事，因为就连这些书信自己都摸不清头绪，究竟这样一行一行写下来，是要发展到什么地步。若不是莫德那么冷漠，那么不友善，他或许会把这个道理说给她听———这是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事情———只不过她始终都没抬头看他，或是迎向他的目光。
信，写到最后，不只排拒了读者使之无法参与书写，无法预知，无法猜测，同时，信，其实也排拒了读者使之成为读者；只要不是那种做作造假的信，通常信之所以被写下来，都只是针对一个特定的读者而已。罗兰这时又想到一件事，在鲁道夫·亨利·艾许其他的信里，就不见有哪一封呈现出这样的特质。每一封信都很文雅，思虑都很周密，常常妙语如珠，有时还呈现高度的睿智———全然不见对收信人有一丝迫切的意味，到底这些收信人是他的出版商，还是他的文学同好，又或是他的对手，甚至———照现存的笔记来看———是他的妻子。她曾毁掉不少信。她曾这么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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