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任外相之始，为了避免与西方列强发生冲突，维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广田打起了“协和外交”的幌子，与国民党政府交涉，恢复中日通邮，将两国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并实现了“满洲国”与中国的通车，使“九·一八”事变后绷紧的中日关系一度出现了松动与缓和。他标榜自己说：“在我充任外相期间，是不会发生战争的。”在“协和外交”这个幌子的遮护下，日本加紧了对中国华北地区的渗透，继《塘沽协定》之后，又压迫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并阴谋策动“华北自治”活动。1935年8月，在广田的主持下，外务省、陆军省和海军省合议制定了一个压制中国政府的“广田三原则”。依仗这个侵略政策，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活动更加无所顾忌。10月20日日本特务策动香河县汉奸武装暴动；11月25日，汉奸殷汝耕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关东军源源不断地向平津地区增兵。与此同时，广田弘毅与国民党政府驻日大使多次会谈，胁迫其接受他的“广田三原则”。在日本的军事和外交的双重逼压下，蒋介石于11月20日召见日本驻华大使，表示“对前述三原则，本人完全同意”。不久，国民党迎合日本的要求，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样—个半傀儡的机构。1936年1月，广田在日本国会上公开发表了他的三原则。他赤裸裸地宣称：
日本应以陆军主导华北分离工作的事实为基础，
通过同中国国民党中的亲日派合作，以谋求调整日中
国家关系。中国方面应该采取下列措施：
一、停止排日；
二、承认“满洲国”；
三、共同防共。
但是日本战败投降后，当负责调查广田罪行的检察官、美军大尉桑德斯基在秘密侦讯中，向他讯问起所谓“广田三原则”时，他却滑得像条泥鳅。
桑德斯基：“‘广田三原则’是由你主持制定的吗?”
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首相(2)
广田：“是由陆相、海相同我会谈作出的。”
桑德斯基根据已掌握的证据问道：“是你指导外务省东亚局起草的吗?”
广田的眼睛都没眨一下：“其中的大部分外交政策是由军部起草的。公布这个文件，尤其是与外交政策有关的部分，是外务大臣的责任。”
桑德斯基：“你是否认为三原则违反了九国公约和巴黎和平条约呢?”
广田的脸上爬满了无辜者的委屈：“我主张‘协和外交’，我是一贯主张和平的。”
他当初的伎俩与今天的狡诈，似乎通过一条暗道在遥相呼应。
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迫使首相冈田启介辞职，其内阁的所有大臣也一道下了台，唯独广田弘毅在这承转的时刻奉命组阁。他完全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他不打折扣地按照陆军军部的意志，将陆军推荐的5个人任命为阁僚，而将被陆军指为“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吉田茂等四名人选除名。1936年3月，广田以文官的面目登上了首相的宝座，但这是一张画皮，甚至是他本人的画皮，在这张画皮的后面，是一群被欲火烧红了的脸，闪烁着屠刀寒冷的光辉。事隔两个月，内阁恢复了被废除的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生产战争的法西斯机器得以高效率的运转，内阁实质上成了它的口舌。
尽管广田内阁的寿命不长，但它却似一支新型号的法西斯连发枪，毒弹频发。1936年8月7日，广田在“五相会议”上批准制定了《国策基准》。这个国策基准兼容了长期争执不下的“北进论”和“南进论”的主张，形成了南北并进的二元化方针。它的纲领是：要以“内求国基之巩固，外谋国运之发展”，“外交与国防互相配合，确保帝国于东亚大陆之地位，同时向南洋发展”为基本国策。它站在狭小的岛国上，野心勃勃地挑起了沉重的担子，一头是中苏大陆，一头为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国策基准》推动了日本的全面扩军备战：陆军制定了扩军五年计划；海军制定了庞大的造舰计划；工业、教育、对外贸易都围绕着这个重心运转，并加强了对国民思想的控制。作为实施《国策基准》的一个方面，广田内阁抛出了《日本政府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规定日本对华政策的目的在于保证华北的行政独立，建立反共亲日地区，掠夺必要的军需物资。
1936年10月2日，广田内阁的藏相公开宣称，日本已经进入“准战时体制”。同年11月25日，日本与德国签定了《日德反共协定》，向建立国际法西斯联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广田内阁把日本推到了火山口上，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不安和反对。1937年2月1日，广田内阁被迫宣布总辞职。但在日本滑向战争的过程中，它出色地完成了使命。
对于他在事业顶峰创造的光辉业绩，在巢鸭监狱的秘密讯问中，他是怎样向桑德斯基陈述的呢?
他说：在“二·二六”事件发生后的天皇救语中有一句活：“对这次在东京发生的事件，我感到遗憾”。这句超乎寻常的话是他广田要求天皇加进去的，意味着对陆军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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