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组阁人选是陆军制定的，他的抵制没有奏效。
他说：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是陆相寺内寿一和海相永野修身提议的。他同意他们的提议，是为了防止因参与“二·二六”事件而退出现役的军人此后再作为军部大臣得势。军部大臣现役制的恢复最终是由内阁和枢密院讨论决定的，谁也没想到军部的统治范围会因此而扩大。
他说：《日德反共协定》是因陆军希望与德国结成密切关系而产生的。陆军还希望提出以武力解决问题，但被他广田拒绝。
广田就差没说：我是一个天真纯洁的小孩，他们是坏蛋。所有的坏事都是他们干的。
广田下台不足半年，近卫文麿公爵担任首相，广田遂出任近卫内阁的外相。近卫在组阁宣言中声称：“属于‘非持有国’类型的我国必须确保我民族自身的生存权利，我国的大陆政策是建立在这个确保生存权利的必要之上的”，新内阁负有实现“国际正义”的使命，而“实现国际正义的较好方法，是获得资源的自由，开拓销路的自由”，“现在国际正义还没有实现，这就成为我大陆政策的正当化的根据”。新老内阁的梦想一肪相承，广田继续推行他那套外交路线。灰色的泥石流轰鸣喧沸，裹挟着一股股冲腾而下的支脉，裹挟着巨大的破坏力向它目标滚滚而去。
它图谋已久的战争终于爆发了。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广田积极配合日军的军事进攻展开了外交攻势。11月初，他宴请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和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请他们从中斡旋，压国民党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并谋求德国支持日本在华的军事行动。他的第二个目的实际上是真正的目的后来实现了，希特勒承认了伪“满洲国”，并表示希望日本战胜中国。两个法西斯国家加强了相互的依赖和勾结。所谓“和谈”的姿态，只是蒙混国际视听的一个骗局，如果接受了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不啻是不战而败。中国当然会断然拒绝，日本也就理直气壮地大举侵略。当南京发生大屠杀的消息通过外交渠道传来时，广田又采取老一套，把文件往陆军省一转，无异于把掉出炉子的煤块往火堆里一扔，就抱臂站在一边，眼睛半眯着去享受烈火的美丽和温暖。
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首相(3)
近卫迁怒于广田在外交上的失败，于1938年5月解除他的外相职务。此后广田也仍然没有消停。他经常出席重臣会议，向天皇进言，参与重大决策，在东条英机任首相、对美开战等重大事件的决策上，都有广田至关重要的一票。
再让我们看看在桑德斯基写的《广田弘毅讯问概要》里，广田是怎样的“正义”和“无奈”吧。
广田是“无奈”的，他说：在1937年日中战争爆发时，作为外相的他试图坚持迅速在局部解决纷争的方针。同意陆军的要求向中国派兵，内阁的依据是保护当地的日本居民这一理由。战争开始后，他曾经试图通过英国驻日大使克莱迪斡旋和谈，因陆军的强烈反对而被迫放弃，后来陆军想通过德国推动和谈，由于媾和条件对中国来说过于苛刻而未果。
广田是富有“正义”感的：关于日中战争，他个人的意见是无论是否宣战，这种战争都应予反对。可是陆军左右着时局，他实在无能为力。他曾在国会开会期间向近卫首相、杉山元陆相和米内光政海相提出要辞去外相职务，原因是他感到自己不能胜任。但在会议期间辞职会造成恶劣影响，因而在国会闭幕后的1938年5月他便辞职了。
广田是“天真”的：1941年11月17日，在讨论近卫内阁总辞职后的继任首相的会议上，他作为前首相出席了会议。当时木户内大臣说东条能较好地打开局面，他就相信了，就同意起用东条。
广田是“无辜”的：在1941年11月28、29日两天的会议上，东条说明了对美开战的政府计划。天皇询问重臣们的意见，他表示不赞成对美战争，并向天皇表达了这样的信念：所有的事情都应该通过谈判来解决。但东条没有改变立即开战的决心。至于进攻珍珠港，他认为是内阁的责任。
广田还是勇于反戈一击揭发同伙的，上面的回答已经说明了问题。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在密讯室里，他还特别检举了木户。他神色诡秘地回头望望铁窗栏杆，压低声音对桑德斯基说：“我并不想说木户有责任，但是木户处在和天皇非常接近的位置上，对所有的问题都向天皇提出过建议。可以认为，内大臣是天皇的最重要的进言者，是能根据自己的意图影响天皇的唯一的人。如果考虑到天皇的决定是接受了内大臣的建议而作出的，那么木户的责任就显得重要了，可以说，作为天皇的责任建议者，木户对他任内大臣期间所发生的事件是有责任的。”
人道或非人道在这里出现了微妙的悖论，被讯问者或者背叛信义，或者旗帜鲜明地坚持罪恶立场。广田的表现却是双重的非人道。尽管广田在秘密讯问中机敏过人，但终究还是被推上了被告席，没有能够逃脱被公开审判的命运。
现在可以断定广田为什么拒绝为自己辩护，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像死鱼一样的沉默了。他说了那么多的假话，把罪行都推到了伙伴们的身上，如果他站到证人席上为自己作辩护，把自己的话再证实一遍，他将被痛击，被扒皮，他将落入多么孤独难堪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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